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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嘯白就心裏怎麼想就怎麼說吧。”楊朔銘微微一笑，說道。
“我到了十三、四歲的時候，家境就很貧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謂‘衣租食稅’的紳士階級，世代讀書，也世代做官。我五、六歲的時候，我的叔祖屈更紹，還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時候，正署理湖北巡撫。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雖然幾十年前就已經完全賣盡，而我小時候，卻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過了好幾年十足的少爺生活。紳士的體面必須維持。我母親寧可自殺而求得我們兄弟繼續讀書的可能；而且我母親因爲窮而自殺的時候，家裏往往沒有米煮飯的時候，我們還用着一個僕婦——且積欠了她幾個月的工資，到現在都還沒有還清。我們從沒有親手洗過衣服，燒過一次飯。所以，這也許是我政治上‘先天不足’的原因罷。”
屈霜說着，眼角似乎有淚花閃動。
“直到那樣的時候，爲着要穿長衫，在母親死後，還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縫債，要用殘餘的木器去抵帳。我的紳士意識——就算是深深潛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覺罷——其實是始終沒脫掉的。”
“同時，我正當所謂人生觀形成的時期，理智方面是從托爾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很快就轉到了馬克思主義。人生觀或是主義，這是一種思想方法——所謂思路；既然走上了這條道路，卻不是輕易就能改換的。而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這同我潛伏的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後來蛻變出來的小資產階級或者市儈式的意識，完全處於敵對的地位。沒落的中國紳士階級意識之中，有些這樣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禮讓、避免鬥爭……以致寄生蟲式的隱士思想。完全破產的紳士往往變成城市的高等遊民，頹廢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說得實在些，是廢物。我想，這兩種意識在我內心裏不斷地鬥爭，也就侵蝕了我極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時時刻刻壓制自己紳士和遊民式的情感，極勉強地用我所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的理智來創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覺方法。可是無產階級意識在我的內心裏是始終沒有得到真正的勝利的。”
“根據我的性格，所形成的與其說是革命思想，毋寧說是厭世主義的理智化。所以最早幾個朋友組織《新社會》雜誌的時候，我就是一個近於托爾斯泰派的無政府主義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個‘政治動物’。”
“唉，脆弱的人呵！所謂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需要這種東西嗎？！我想，假定我保存這多餘的生命若干時候，我另有拒絕用腦的一個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餘年。但是，最後也是趁早結束了罷。”
聽了屈霜的肺腑之言，楊朔銘也嘆息了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