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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美國學者還稱，《五強條約》的後果是“……日本得到了英國和美國的保證，它們將不會採取聯合軍事行動反對日本，日本只可能受到美國所能承擔的運用外交壓力的限制。”
“英日同盟的解體是一件可悲的事。從長遠看，它對美國的影響絕不亞於英國……美國迫使英國廢止與日本的同盟關係之舉是外交政策中的一個錯誤……英日同盟的廢止在日本人中間引起了震驚，這是日本轉而採取單獨行動的開端……此舉在心理上爲日本人溝通了與德國和蘇俄合作的途徑……”
英國海軍元帥查特菲爾德爵士也評論說，英國已經“把心懷不滿的日本變成了潛在的可怕敵人”，“同盟關係的廢止在日本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認爲西方世界在把一個失去利用價值的亞洲國家一腳踢開。許多聯繫就此被切斷，而這些聯繫很可能對後來的和平具有決定性的價值”。
當然，對於查特菲爾德爵士的觀點，也有很多人表示異議，他們認爲，日本“和中國不同，是一個富有侵略性的國家，和這樣的國家結盟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因爲這樣的國家強大起來後就會將目光瞄向自己昔日的盟友”，因此“‘英日同盟’的破裂帶有某種必然性”，而“並不是所有的亞洲國家都象日本一樣感到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象中國就沒有對海軍的噸位以及自己的地位和權益表示出任何不滿，因爲中國並不打算象日本那樣無限制的擴張下去。”從華盛頓會議的成果來看，這次會議可以被認爲是一個對中國非常有利的會議，因爲無論是限制海軍軍備也好、英日同盟的廢除也好，作爲其直接誘因的日美對立，其起因和最終目的其實都是圍繞着中國的。因爲對日本來說，中國已經掙脫了日本的控制，成爲和日本地位一樣的大國，中國的市場雖然仍然對日本開放，但日本已經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樣的肆無忌憚的進行掠奪，因爲美國資本在中國的影響力變得越來越大。而對美國來說，戰後的遠東市場具有越來越大的意義。1920年正式通航的巴拿馬運河大大縮短了美國重要港口同遠東之間的航程，進一步刺激了美國爭奪遠東的慾望。爭奪遠東、特別是中國地區的市場，在美國對外政策中提到了首要地位。雖然戰後經濟危機的出現以及美國國內反戰情緒的滋長，使美國奪取中國金融和商品市場的目標在短期內難以實現。但美國還是儘可能的利用自己的經濟優勢向中國進行資本輸出。日本越來越清楚地看到美國將在中國的事務中占主導地位，因此處心積慮的想要對此進行破壞。而由於美日雙方矛盾激烈，中國政府的一些反日要求在華盛頓會議上都得到了美國的支持。1923年11月21日，美國前國務卿魯特便提出了四條決議案，包括：1、尊重中國的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2、給予中國最完全和充分的機會，以發展並維持穩固而有效的政府；3、利用各國的影響，以期建立並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的商業、工業機會均等原則；4、不得趁中國經濟困難之機“謀求在華損害其他友好國家公民或臣民的權利”，並且“不得獎許有害這類國家安全的活動”。
“魯特四條”表明美國的對華政策旨在於建立一個統一而有效的親美政權，同時對日本努力排擠別國在華勢力作出了不點名的指責。針對日本此前多次背信食言的教訓，美國國務卿休斯於1923年12月16日又特別提出“各國不得在中國任何特定區域裏建立商業或經濟發展的壟斷優先地位”，“魯特四條”和休斯的提案最終都寫入了《華盛頓條約》。
1922年2月6日，美、英、中、法、日、意五國簽訂了《限制海軍軍備條約》（德國、挪威、瑞典、丹麥也於1925年加入了該公約），條約包括以下幾部分：
一、主力艦和航母方面，條約規定五國海軍主力艦噸位爲：美國525，000噸；大英帝國（包括各自治領）525，000噸；中國367，500噸；日本367，500噸；法國175，000噸；意大利175，000噸。各簽約國不得建造單艦噸位超過45，000噸的主力艦，主力艦主炮口徑不得超過16英寸（406毫米）。
條約對單艦的技術規格限制使用與所有現役的或正在本國或外國建造的船隻，以及簽約國爲其他非簽約國建造的船隻（第15條），在後一種情況下，建造國應該將有關簽訂合同、鋪放龍骨的時間和軍艦的詳細技術規格通報給其他簽約國（第16條）。最後，如果某一簽約國處於戰爭狀態時，該國爲其他國家建造、或已建成但未交接的軍艦不得被徵用爲己方的作戰艦船使用（第17條）。
二、其他作戰艦船方面，華盛頓條約草案中提出的輕型艦船總噸位爲美國90，000噸，英國90，000噸，中國63，000噸，日本63，000噸，法國和意大利各41，000噸。這一條草案在法國政府的堅決反對下遭到失敗，因爲法國海軍需要大量的輕型艦艇來維護其海外殖民地利益。最後條約正文裏對各國巡洋艦、驅逐艦和潛艇的總噸位沒有作出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