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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近衛文磨和德富蘇峯二人思想體系一致的日本民間法西斯運動領袖北一輝在1923年出版了系統闡述其法西斯主義理論的《國家改造法案大綱》，更是對湧動在日本政治主流之下的這股暗潮做了最爲露骨的描述：“大日本帝國正面臨內憂外患同時襲來的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國難”，要擺脫這場“國難”，就是對外發動侵略戰爭，“支那、印度七億同胞，在我日本扶導維持之外，實無其他自立之途。我日本在50年內將有兩倍的人口增長，不能不尋求百年後可養二億四五千萬人口的廣大領土。”日本爲了“保護別的國家和民族”，“有主動開戰的權利，又對別的非法獨佔廣大領土、無視人類共存之無道者開戰的權利……日本積極向外發展的戰爭，並非只是爲了日本的私利，而是一種正義行動，是爲了促使別的民族積極地覺醒起來……英國是橫跨全世界的大富豪，俄國是地球北半部的大地主……在國際間處於無產者地位的日本，難道不能有在正義的名義下開戰的權利嗎？……在國內可以允許無產階級的鬥爭，卻把國際性的無產者的鬥爭看作是侵略主義、軍國主義，這是歐美社會主義在根本思想上的自相矛盾！”
北一輝的這些瘋狂思想後來成爲日本軍部法西斯主義者的政治思想綱領，日本軍部的法西斯化、它的執掌政權、以及它所發動的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無一不是實踐了北一輝的這一流氓無產者理論。當然，在元老一息尚存、重臣把持大權、政黨和國會仍然能發揮有效作用的20年代，日本的爲政者尚可約束北一輝之流的這些瘋狂要求，採取與英美協調的“協調主義”路線，但華盛頓會議對日本的抑制使得日本軍方和擴張主義者清醒地看到，在向亞洲大陸擴張的道路上，不排除美國這個障礙是不可能的。
華盛頓會議剛剛結束還不到1個月，日本軍部就修改了《帝國國防方針》，正式把美國列爲第一假想敵，同時規定陸軍維持40個師，海軍放棄追求多年的“八八艦隊”，退而建設“八九艦隊”，通過增強輔助艦艇來充實海軍實力。日本軍部在其戰爭計劃中提出了分別與美、中、蘇三國開戰的設想。日本陸軍大臣宇垣一成在幣原喜重郎就任外相僅僅10天后就在日記中寫道：“把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等讓步讓步再讓步的屈辱外交說成是成功或適當，用這種自吹自擂的宣傳來掩蓋國民的耳目、自欺欺人的外交，其惡果馬上就將在支那暴露出來。清算失敗外交的時機即將到來。”
在新的戰爭計劃中，日本軍部又開始擬定全盤吞併中國的戰略計劃，後來出任首相的田中義一更是在其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摺》中寫道：“益以華盛頓會議成立之多國條約，我之大陸特權及利益概被限制，不能自由行動；我國之存立，隨亦感受動搖。此種種難關如不極力打開，則我國之存立即不能堅固，國力自無由發展矣……將來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國勢力爲先決問題，與日露戰爭之義大同小異。”
與此對應的是，美國軍方也感受到了日本在亞洲咄咄逼人的威脅，他們很清醒地認識到，美國的遠東政策正在妨礙、損害日本的利益，因此一旦“我們的政策力量所設置的障礙不能阻止它時，戰爭就肯定要到來了”。美國軍方也開始研究在西太平洋確立海軍優勢和對日作戰成功的“聯合陸海軍基本戰爭計劃”，即新版本的“橙色計劃”。隨後美國海軍部和陸軍部先後批准了這一計劃。該計劃要求美國海軍在西太平洋建立對日本的軍事優勢，通過控制日本海上生命線以及打擊其海上力量來達到隔絕和捆繞日本的目的，最後由陸軍登陸日本本土，贏得戰爭最後勝利。美國後來多次補充和完善了這一計劃。
日美矛盾的存在、日本軍國主義者對美國干預其獨霸遠東企圖的敵視、以及華盛頓會議前後和平主義與“裁軍萬歲”的思潮，使得一部分陸軍大學出身的日本陸軍將校預感到軍隊自身的危機，以打擊舊的長州藩閥、恢復並增強軍隊的政治獨立性、實現適應總體戰時代的軍隊近代化爲目標，開始活躍起來。這一行動正好與當時已經擔任攝政宮的裕仁“準天皇”謀求推翻山縣有朋獨攬大權局面的要求不謀而合。
裕仁很早便開始祕密地建立起自己的親信軍官集團，打算從山縣有朋及其門徒黨羽手中奪取對陸軍的控制大權。隨着裕仁及其親信走向政治前臺，日本政治史上曇花一現的“大正民主”時期終於走到了盡頭。
北京，中華民國財政部，總長辦公室。
“少川這一趟華盛頓沒有白去，這計劃的第一步，現在已經達到了。”楊朔銘放下了由外交部轉來的關於華盛頓會議詳情的文件，對海軍部長湯薌銘說道，“這個頭開得還不錯。”
“咱們中華海軍這一次取得了和日本海軍一樣的噸位，可以說有些出乎那些‘清流’的意料。”湯薌銘苦笑了一聲，說道，“他們這一回應該是沒話可說了，只是他們想不到，你根本就沒想在這塊兒和日本人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