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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是對前階段袁項城所作所爲的一種修補,我段祺瑞雖然是個武人,但當時對西方代議制的迷信,卻是和你楊瀚之一樣,毫無二致,我當時也幻想着可以通過這種制度的正經運作,獲得成效,改變中國的面貌。”
“但是,讓我想不到的是,當真的操作起來,我卻發現事情完全變了味。按道理,好多的問題,本可以通過國會加以解決。但是當時的國會,並沒有這種制度上的自覺,剛從帝制結構中走出的議員們,做了民意代表,卻只當是在做官。當時之世,不唯握有實權的武人不明白在代議制下的本分是什麼,就是民意代表,也是如此。大家對權力紛爭有興致,但於制度建設卻無心情。”
說完這些,段祺瑞意味深長地看了徐樹錚一眼。
“是啊!當時咱們中國的政局便是如此奇怪,那時我便發現,每當我樂意遵守代議制的規矩時,辦事無不障礙重重,什麼也辦不成,當我玩弄權術,操縱軍人干政的時候,反倒要順利得多。”徐樹錚想起了自己一手弄起來的那個“安福國會”,不由得苦笑了一聲。
“我明白段公和又錚的意思,當時,一方面是代議制的合法權力,一方面是實權在握的武人團體,兩下兩層皮。兩層皮,哪個都有實在的意義。代議制有來自西方成功經驗的制度迷信的支持,而這個迷信的背後,則是風靡一時的進化論思維,這是咱們中國自晚清以來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可是,真正控制局面的,卻是那些槍桿子在手的軍閥,只有他們才具有操縱政局的實力。進化論的意識形態雖然強大,但它還是形而上的,真正操作層面的工具價值,還是咱們中國傳統的陰謀權術。”楊朔銘點了點頭,說道,“這便是段公想要告訴我的。”
“我自從下野後,潛心研究各國政治史,經常拜讀胡適之的文字,受益良多。”段祺瑞說道,“胡適之說,各國的政治史都分爲兩個階段,第一是建國,第二步纔是用國來謀幸福。我們第一步工作還沒有作好,談不到第二步,中國現在的所謂‘社會革命’就是建國的一個大障礙。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國家存在與不存在的問題,不是個那種國家的問題。”
“中國現在的局面正象英國未經都鐸專制,法國未經波旁專制,俄國未經羅曼諾夫專制以前的形勢一樣。我們雖經過幾千年的專制,不幸我們的專制君主,因爲環境的特別,沒有盡他們的歷史職責。”
“象亨利七世統一了英國而起始所謂都鐸王朝百年的專制。在這百年之內,英人成了一個民族國家。法國波旁王朝的亨利四世收拾了時局,建設了二百年波旁專制的基礎。經過路易十四光明專制之後,法國也成了一個民族國家。俄國亦復如此。經過羅曼諾夫皇朝三百年的專制,然後列寧及托洛茨基始能造成他們的偉業。世人徒知列寧推倒了羅曼諾夫皇朝,卻忽略了這朝代給革命家留下了很可貴的產業,即俄國在這三百年內,從一個帝制國家長成爲一個民族國家,因而俄國革命就沒能有割據的流弊。”
“專制恐怕並非是建國的必要階段吧?”楊朔銘想了想,說道,“要說專制是建立民族國家的必要階段,咱們中國經過了幾千年的專制,爲什麼還沒有做到建國的歷史使命,還沒有造成一個民族國家?中國的舊式專制既然沒有做到建國的職責,我們今後建國是否還得經過一度的新式專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