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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胡適之的意見是，專制不是造就一個民族國家的必經階段。他以英國爲例，說‘英國民族國家的造成，並不全靠君主之力。英國語的新文學的產生與傳播，英文翻譯的聖經與祈禱書的流行，牛津與劍橋兩大學的勢力，倫敦的成爲英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紡織業的長足的發展，中級社會的興起，這些都是造成英國民族國家的重要因子。’上述各種造就民族國家的因素，並不都是在都鐸專制王朝成型的。”段祺瑞說道，“當前有很多人還認爲，中國還不是民族國家，但胡適之則認爲，中國早就已經是一個廣義上的民族國家了。其理由是我們至今是漢人，這就是漢朝四百年造成的民族自覺心的結果。其次是唐朝的三百年的統一，使那些新興的南方民族至今還自稱是唐人，有了漢唐兩個長期的統一，我們才養成一個整個中國民族的觀念。我們讀宋明兩朝的遺民的文獻，雖然好象都不脫忠於一個朝代的見解，其實朝代與君主都不過是民族國家的一種具體的象徵。不然，何以蒙古失國後無人編纂元遺民錄？何以滿清失國後一班遺老只成社會上的笑柄而己？我們所以特別表同情於宋明兩代的遺民，這正可以表現中國早已成爲一個民族的國家；這種思古的同情並不起於今日新的民族思想興起的時代，其種子早下在漢唐盛世，在蒙古滿洲在蒙古滿洲入主中國的時期已有很悲壯的表現了。”
“至哉斯言。”楊朔銘點頭讚許道。
“他還撰文稱：一般人只知道做共和國民需要較高的知識程度，而不知道專制更需要特別高明的天才與知識。專制是比自由民主更需要技術含量的事情；俄國布黨的成功其實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餘年中整個歐洲文明教育訓練出來的。在中國這樣一個有着‘四萬萬個阿斗’的國家，再英明的‘諸葛亮’，也搞不好他的專制。”
“再說，中國今日有什麼有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專制的局面呢？”徐樹錚想起了馮基善的通電，說道，“咱們中國，畢竟不是俄國。”
“對。”楊朔銘說道，“蘇俄的專制，一是領袖的獨裁，二是一黨的專政，三是一階級的專政。想搞專制，在具備高水準的專制人才之外，還須有一個富於麻醉性的熱烈問題，可以煽動全國人心，可以抓住全國少年人的熱血與忠心，這樣纔可能出現專制政權。現實的中國，不存在這樣富有麻醉性的熱烈問題，更沒有可以煽動全國人心的口號，所以中國搞不成蘇俄式的專制。”
“老師的意思，就是咱們中國，得在獨裁和專制之間，走一條‘中庸’的路線了？”徐樹錚終於明白了段祺瑞苦口婆心引經據典的說了這一大堆，是什麼意思。
“民主政治是常識的政治，而開明專制是特別英傑的政治。特別英傑不可必得，而常識比較容易訓練。在我們這樣缺乏人才的國家，最好的政治訓練是一種可以逐漸推廣政權的民主憲政。中國的阿斗固然應該受訓練，中國的諸葛亮也應該多受一點訓練。而我們看看世界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憲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學校，最適宜於收容我們這種幼稚阿斗。我們小心翼翼的經過三五十年的民主憲政的訓練之後，將來也許可以有發憤實行一種開明專制的機會。”段祺瑞看着楊朔銘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