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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這種可以稱之爲‘泛意識形態化’的集體偏好，養成了我們喜歡‘上綱上線’的行爲習慣，總是喜歡將簡單的‘問題’之爭，放大到碩大的‘主義’之戰，沒事找事、小事鬧大、大事鬧崩，絕不妥協，戰鬥到底，你死我活，不斷折騰。”
說到這些，楊朔銘的聲音也變得分外沉痛。
“晚清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即是如此。各派都將‘天地君親師’或者‘救亡圖存’的大旗舉起來，爭奪合法性資源乃至話語主導權，而忽略了洋務運動中一貫的關注民生的、所謂‘器物’層面和技術層面的改革深化。在與時俱進的政改大旗下，精英階層幾乎全部投入了奪權的傳統遊戲之中，而一旦奪到權力，則一切照舊，口號依然激動人心，現實卻也仍舊暗無天日。”楊朔銘彷彿又陷入到了久遠的歷史回憶之中，“對清末民初的革命與改革情況，可以下如此的斷語：‘稱爲‘神’的和稱爲‘魔’的戰鬥，並非爭奪天國，而在要得地獄的統治權。所以無論誰勝誰敗，地獄至今也還是照樣的地獄。’”
“聽你說話，總是這麼痛快淋漓。”陳宦苦笑着點了點頭。
陳宦並不知道，楊朔銘作爲一個“後來人”，對這些的瞭解和體會，比這個時代的任何人都要深切。
中國的泛意識形態化，造成了僞君子橫行，整天呼喚道德，卻忽視更爲基本的規則建設，結果使整個國家和民族呈現嚴重的精神分裂，這種情況，在後世已經表現得無以復加。
只是現在的楊朔銘，已經沒有機會見到這些了。
中國從甲午戰敗之後進入“制度萬能”的大躍進時代，尤其從1911年辛亥革命開啓了新一輪“革命”之後，近代政治的主流就成爲了“痞子運動”和“黑幫政治”，高舉的旗幟永遠只是幌子，說的不做，做的不說。象袁世凱，他雖然爲中國辦了不少的實事，但現在並沒有多少人記得他的功績，反而只記得他的“復辟帝制”，袁世凱並不瞭解，他稱帝的悲劇就在於他試圖追求名實相符，卻不知道這個社會現在只能接受“僞君子”，不再容忍“真小人”！
泛意識形態化具有極強的自我複製功能，迅速形成了封閉式循環——越是上綱上線，就越是四面樹敵；越是四面樹敵，就越需要上綱上線。本來可以通過協商、妥協解決並達成雙贏的“軟性”矛盾，至此都必須通過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你死我活的“剛性”零和方式，進行決一死戰，而最後的結果，往往是兩敗俱傷。
在這樣的“政治掛帥”的鬥爭思維中，整個中國社會充滿了戾氣，完全沒有信任平臺，更缺乏建立信任的機制，如同一個叢林世界，誰都沒有安全感，誰都同時擔任受害者兼施害者的雙重角色，無休止的鬥爭使得中華民族的元氣大大受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