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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泛意識形態化之下，本來內涵豐富的“政改”變成單一的、打倒和肢解執政者的運動，異化成爲各方的走秀T臺和政爭工具。高喊所謂“政改”的，未必是爲了民主民生；而反對所謂“政改”的，其實也未必是頑固不化愚昧保守。
“瀚之想過沒有，該如何解決這些矛盾？”陳宦問道。
“中國的政治改革，其核心其實就是對權力的監控，對權力的分立和制衡，而這主要是一項‘技術活兒’，而不是什麼‘思想’和‘主義’。”楊朔銘說道，“對於咱們這個人口總數超過很多國家人口的超級大國來說，這種改革本身就是保持肌體活力的‘健康’之道甚至‘生存’之道。”
此時，楊朔銘的思緒，因爲陳宦的問話，又回到了他原來所在的那個時空。
在後世，歷經了十年動亂的浩劫，中國人終於迎來了改革的春風，但改革尤其是“政改”中，依然充斥着大量“泛意識形態化”的痕跡。
本來是一些政府管理方面的技術問題和能力問題，比如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造成的一些衝突，甚至民間圍繞具體經濟利益的一些衝突，都被人有意無意地上升到了執政者“意識形態”的層面。而事實上，類似問題在世界上哪個國家都會出現，與“意識形態”根本沒有關係！但這種政府管理的技術，恰恰卻是這個長於奪權破壞、短於建設的古老民族所極爲欠缺的！而其中某些問題，比如食品造假，比如缺乏商業誠信，比如缺乏公關道德，在中國的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出現，其主要源於民族的劣根性，卻也被歸咎於執政者，這可以說是很多中國人推卸責任的好辦法，什麼問題都往“萬惡的政府”頭上一推，自己就都是無辜、正義和無責任的了！
同樣的，一些政府部門也傾向於對號入座，大包大攬，將一些針對具體人和事的批評，非要“上綱上線”到“意識形態攻防戰”的高度，一時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結果將不同利益集團之間在改革博弈中產生的正常摩擦，一點不剩地全攬到了自己身上，變成各個不同利益集團與政府的摩擦。這種可悲而又無知的大包大攬行爲，將社會正常博弈產生的波動，一概解讀爲“不穩定”，進而爲了維持剛性的所謂“穩定”，便強行壓制各種摩擦，結果卻醞釀出更大的摩擦，最終導致矛盾激化！
“穩定”壓倒一切，但卻不去解決矛盾，結果弄成了矛盾最後壓倒了穩定！
“而要真正解決問題，根源上就是必須走出這個‘泛意識形態化’的桎梏。”楊朔銘說着，目光望向了遠方，“中國人在將一切外在框架異化爲投機牟利工具方面，具有超常的能力。晚清以來至現在的中國，幾乎成爲各種‘主義’的密集試驗田，而各種‘主義’進口到中國後，無一例外地都被徹底變型走樣，實現了‘中國化’的替代。這是中國特色的虛妄與虛幻，只要走出這種虛妄與虛幻，大概中國就能腳踏實地的前進，少摔跟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