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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內戰被許多軍事歷史學家認爲是後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武器和戰術的試驗場。這場戰爭確實在技術，訓練和戰術方面爲世界各國的陸軍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經驗教訓，但令人遺憾的是，其中一部分被吸取，許多則受到忽視。
西班牙的經驗表明，戰場上坦克間的協同被證明比預想的困難得多。蘇聯紅軍的坦克每三輛中只有一輛裝備無線電臺，一般分配給連，營長座車有時包括排長車。電臺極易損壞，坦克運動時基本無法使用，因爲運動中很難將電臺調到正確的頻段，“曬衣繩”式天線也很脆弱。缺乏可靠的電臺使指揮連規模以上的行動幾乎不可能，因爲戰鬥一開始，各單位就無法協調他們的行動。規定的連排間的通訊方法是彩色的旗子。這個方法被證明不僅無用而且危險。除了在最佳的光照條件下，旗子的顏色很容易認錯。使用旗語也使排長極易被敵方識別並處於敵火力威脅之中。1936年秋，共和國軍坦克部隊就摒棄了使用旗語的做法，並且其他部隊使用也不普遍。作爲替代措施，坦克乘員被要求緊盯着排長車並跟着一樣做。排長車一般領着三輛坦克的排行動，但頭車經常被敵人的坦克或炮火敲掉。蘇聯坦克兵的訓練並不完全令人滿意，更不用說西班牙人了，而且一旦失去指揮員，乘員們很少表現出主動性。
通訊手段不足是坦克營在與友軍步兵和炮兵協同時感到困難的根本原因之一。如果說坦克和步兵間的聯絡是很差的話，那麼和炮兵間則實質上不存在。缺乏坦克與炮兵間的直接無線電聯絡意味着坦克不可能得到炮火支援來對方最危險的敵人——反坦克炮。當坦克運動時，或距離稍遠時，電臺極少能正常工作。蘇聯坦克部隊只能使用“摩爾斯”電碼，但卻鮮有訓練過的電臺操作員。蘇聯紅軍的理論家們並沒有因爲西班牙的經驗而馬上放棄大規模機械化部隊縱深作戰的概念。而以裝甲理論家諸如富勒，利德爾？哈特等人的過高期望來衡量，坦克在西班牙的表現遠非令人印象深刻和滿意。但西歐國家專家們的許多評價都是建立在不全面的對坦克在西班牙的使用情況的報紙報道的基礎上。這些報紙普遍有簡單化的做法，有時得到在坦克戰爭論中的極端主義者的推波助瀾。西方專家的研究報告的提到：“西班牙戰爭的經驗”是非常重要的，因爲所有現代作戰武器都參加了戰鬥，結果很可能爲所有的現代歐洲陸軍所研究。這場戰爭中特定的坦克戰術方面的經驗得到了強調，包括步兵進攻對坦克支援的需求，步兵、坦克和炮兵協同的需求，及沒有協同時坦克面對反坦克防禦的脆弱性。關於坦克在防禦中的運用，西方專家們以幾個戰例爲基礎，肯定坦克是就地反擊中的關鍵要素。研究報告在得出有關坦克部隊縱深作戰的經驗時非常謹慎，因爲在西班牙沒有使用大規模的裝甲部隊的經歷。一些研究報告還質疑面對準備良好的防禦使用獨立坦克羣能夠達成突破的可能性。
而對於偷偷的參加了這場戰爭的中國來說，一些西班牙戰爭的戰術方面的經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中國總參謀部的觀點是：坦克的全部潛力並沒有在西班牙內戰中表現出來，應該繼續尋求有效使用坦克的方案。
西班牙內戰在很大程度上引起東西方各國廣泛注意的教訓之一就是坦克設計方面。對於“T-26”輕型坦克的性能，蘇聯人普遍感到很不滿意。雖然它一直被認爲是一種強健的有能力的戰車，與“可怕”的意大利“CV 3/35”超輕型坦克，裝甲薄火力弱的德國“1”號輕型坦克及西班牙陸軍的老舊的“雷諾FT”輕型坦克比較，尤其出色。民族主義軍的兩種坦克都只裝備機槍，因此在戰鬥中不可能打敗“T-26”坦克，而它們的裝甲又太薄無法抵禦“T-26”的45毫米火炮。但在面對民族主義軍的“魔鬼坦克”時，“T-26”卻顯得那麼的不堪一擊。在西班牙內戰結束後，關於“魔鬼坦克”的報告送到了軍事委員們的手中，引起了斯大林本人的重視，雖然因爲大清洗和圖哈切夫斯基被槍斃的關係，紅軍高層沒有表現對坦克設計進行革命性變革的需要，但一些坦克設計師卻並不這麼認爲。1938年的較早時候，哈爾科夫動力機車廠的設計隊伍出席了軍事委員會在莫斯科召開的一個會議，會上國際坦克團負責技術事務的指揮官助理亞歷山大？維特洛夫回答了有關在西班牙的經驗教訓的問題，並認爲新的快速坦克應該有更厚的裝甲，並且應該有一門比“T-26”和“BT”的老式45毫米“鳥槍”更好的火炮。這種新的坦克就是“T-34”，一種革命性的設計就此出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