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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苦役犯協會從1921年開始出版《苦役和流放》雜誌，以此再現沙皇以監獄、苦役和流放來迫害革命者的歷史，以及1917年前的俄國革命運動史。只要瀏覽一下各期雜誌。就會確認一個十分重要的事實：雜誌上所提及的俄國革命運動的非凡領袖們，凡活到了斯大林獨裁時期的，統統都被清洗掉了。斯大林認爲，這些威脅過沙皇統治的謀反者，現在也是他個人專制的大敵。”
“這兩個協會被解散的同時，許多其它組織卻依舊活動，並得到上方的大力資助。也正是在這些年間，國內創辦了很多特權階層俱樂部，如廠長俱樂部、廠長夫人俱樂部、汽車主人俱樂部、甚至還有‘西方舞俱樂部’。斯大林認爲，威脅他的統給的力量並不僅僅是老布爾什維克。在專制的腐敗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也使他惶惶不可終日。他深知，沙皇時期的革命黨派，主要就是動員青年加入地下組織，因爲青年永遠具有崇高的正義感，對任何形式的壓迫都不肯屈服。”
“斯大林害怕青年，在某種意義上說，更甚於害怕老黨員。因爲所有的老黨員的情況，斯大林都熟悉，知道他們的思想方式和他們的需求。每個老黨員都上了黨中央的‘黑名單’，受到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嚴密監視。相反，要摸清青年一代的情況，把他們分類，消滅其中的革命分子，可就沒那麼容易了。因爲在關鍵時刻，他們很可能成爲真正威脅斯大林獨裁的力量。因此，斯大林三番五次地命令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在青年中，尤其是在工廠和高校的青年中，擴大情報網。”
聽到布哈林說到這裏，周冠笙和水井的臉上都現出了關注之色。
“斯大林想借助共青團和其它羣衆組織去控制青年的全部企圖，結果都沒實現。在全國，自發地產生了許多青年小組，其參加者都想找到答案，回答那一系列不可能公開討論的政治問題。但小組成員們由於絲毫沒有從事地下活動的經驗，常常落入內務部的手中。”
“人民的不滿情緒，當然也在共青團員，尤其是那些工人家庭出生的共青團員們的身上反映出來。青年們痛苦地注視着明顯的不平等現象在全國氾濫；大多數平民百姓半飢半飽，而官僚特權分子卻揮霍無度。普通工人的兒女們看到，出身‘高貴’的同輩如何進入國家機關擔任誘人的職務，而他們自己卻在繁重的工作崗位上賣苦力，受剝削。那些被招募去修建莫斯科地鐵的共青團員，每天要幹十個小時的活，而且常常是站在齊腰深的雪水中幹。而那些出身上層的同齡人，卻開着他們父親的轎車，在莫斯科四處兜風。對修建地鐵的團員們的殘酷剝削，曾逼得八百多青年扔掉工作，衝進團中央辦公大樓，把團證甩在地上，破口大罵當權者。這件事使首腦機關大爲惱火。斯大林馬上召集政治局委員開會。並要乘莫斯科黨委召開全會，討論這次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共青團員罷工。”
“缺乏言論自由，嚴厲壓制反對意見。這一切迫使共青團員們組織非法小組，討論令人不安的大事。但統治者的鎮壓馬上就接踵而來：1935年至1936年間，有幾千名團員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亞和北方冰原的集中營。與此同時，幾十萬被當權者認爲不大可靠的青年，也被送往那些地方‘建設新城市’，儘管當權者說這些青年是‘自願’到那裏去的。”
“由於信不過工人階級和其他階層的人民，斯大林就開始尋求別的社會支柱，一個能在不測之時支持他個人專制的社會支柱。他在這方面邁出的最大膽的一步，就是恢復早已被革命摧毀了的哥薩克軍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