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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要又一次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裏這樣說，現在很多人都在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張學良有些激動地說道：“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衝突，他來挑釁，你離開他，躲開他。因爲過去對日本的挑釁，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當時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東北那麼大的事情，我沒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沒想到日本敢那麼樣來，我對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夠，我作爲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這就是我給你的解釋。不抵抗，絕不能把這個諉過於中央。”
“我們聽了五十多年了，都是這個說法呢，都說是蔣公給你的指令呢！”姓唐的學者笑着感慨道：“都說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於不顧。又說你拿着個皮包，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
“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
“1936年12月12日，您和楊虎城在西安發動了武裝軍事政變，將蔣中正劫持扣留，其衛士排67名警衛全部被殺。對此，大陸在建政後大肆宣揚張將軍您爲‘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但張將軍您晚年卻稱自己爲‘罪人中的罪魁’，又是爲什麼呢？”
聽了姓唐的學者的問話，張學良的眼中閃過一絲痛苦之色。
“您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發動的西安事變的？”
“我記得那是在1954年，我在見過蔣公之後，寫了《西安事變反醒錄》。我認爲自己‘當時對共布黨認識不清，爲了實現抗日心願，以致害了國家，害了人民，十分後悔。’”張學良說道，“今天在這裏，我還是要這樣說。”
“我在1990年6月1日的90歲生日時，引用《聖經》中的話說：‘我是一個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您應該知道，我從來沒有抱怨過蔣公對我的囚禁。1991年我到美國後，《紐約時報》曾對我進行採訪，我解釋過我爲何決定送蔣公離開西安並接受懲罰時說：‘我那是叛亂，不得不負起責任。’”
“您發動‘西安事變’，不是爲了逼蔣公抗日嗎？”
“蔣公並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時機上和我有嚴重分歧，蔣公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即抗日之前，先統一內部，清剿共軍。以當時中國的國力無法與日本匹敵，必須儘量爭取時間，以儲備力量。當時蔣公深知雙方的實力，如即此倉卒應戰，只有自取敗亡。因此蔣公的策略是，儘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發，以爭取時間組建更多師團，建造兵工企業，構築能夠對日作戰的國家能力。當時中國知識界對此保持清醒頭腦的是胡適先生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適先生髮表‘華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張‘停戰謀和’，指出以中國之國情‘不足以對日言戰’；‘戰則必大敗，而和則未必大亂’。胡適先生後來還提出，‘日本倘能自華撤兵停戰，中國不惜承認滿洲國。’胡適先生爲此專門解釋說：‘當年比利時曾被德國佔領，法國割兩省給普魯士，都是由於實力懸殊而採取的權宜之計，後來有實力又收回。’也是這個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