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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周家勳辭出督署，直隸按察使錢鼎銘已經得信趕到。此人籍隸江蘇太倉，是個舉人，咸豐年間辦團練有名，李鴻章“用滬多吳”，就出於他的創議和奔走，處事幹練明快，極得曾國藩的信任。這時，就不爲他掌理刑名的職司，以私人的情分，也該爲曾國藩分憂分勞、所以等不到第二天一早，就先要來報到，一則示關切，二則備顧問。
曾國藩幕府中，也有洋務長才，一個是黎庶昌，字蓴齋，貴州遵義人，再一個就是薜福成。當錢鼎銘來謁見曾國藩時，他們正在各陳所見，未有結論，等錢鼎銘一到，便得從頭談起。
看完廷寄，錢鼎銘指着崇厚的折，憤憤說道：“崇地山一味媚洋，激出民變，明明是中外交涉事件，他請旨由直督查辦，說是‘以靖地方’，輕描淡寫地把責任往地方上一推，不太豈有此理嗎？”
“調甫！”曾國藩反倒勸他，“現在不是論追責任的時候，更不是生氣的時候。剛纔我跟蓴齋和叔耘在談，緝兇賠銀，自然是免不了的，我跟崇地山要捱罵，也是免不了的。只是禍雖闖得這麼大，恐怕民憤依然未平，要應付內外兩方面，事情着實棘手，你看該怎麼辦？”
“這件案子，是通商二十年來所未有。能夠做到緝兇賠銀，便算了結，已是上上大吉。至於內外之間，如何能夠面面都有交代，要看案情而定，如果其曲在我，則辦得嚴些，百姓亦無話說。倘或錯在洋人，那個交涉自然就好辦了。”
“然則曲直是非，如何區別？”
“在武蘭珍口供的虛實。”錢鼎銘答道：“武蘭珍究竟是否王三所指使，王三是否教堂所僱用，挖眼剖心之說，是謠傳還是確有其事？照此層層嚴訊，悉心推求，則真相大白，曲直自明。”
“一語破的！”曾國藩不斷頷首，“我到天津查辦，就從這個關鍵上着手。”
“中堂，”黎庶昌比較瞭解洋人辦事的規則，“這一案交涉的重心，還是在京裏，象這樣的大案，朝廷原該指示宗旨，是委曲求全，還是據理力爭？這在查辦的時候，出入關係甚大，廷寄只說‘體察情形，持平辦理’，又要‘順輿情’，又要‘維大局’，都是些活絡門閂的話。且不說將來責任都落在中堂雙肩，眼前沒有一個定見，案子即無歸趨。”
“我亦有這樣的看法。”薛福成接口也說，“設或中堂在天津持平辦理，而總署對法使羅叔亞一味遷就，彼此分歧，這個交涉一定辦不好。如今恭王在假，文尚書丁憂回旗穿孝，百日明滿，又請病假兩個月，人在奉天。總署中，聽說是“董太師”一把抓，而軍機變成寶中堂爲首，所以纔有這樣不負責任的上諭。中堂頂石臼做戲，喫力不討好，固無論矣，不過這出戏總要做得下來纔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