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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得此捷报,自然兴奋。清议主战,慷慨激昂,慈禧太后接纳了李鸿藻的建议,依照清流一派早已申明的主张,下了一道上谕:
“前有旨,谕令李鸿章即回北洋大臣署任。现闻法人在越,势更披倡;越南孱弱之邦,蚕食不已,难以图存。该国列在藩封,不能不为保护;且滇,粤各省,壤地相接,倘藩篱一撤,后患何可胜言?叠经谕令曾国荃等,妥筹备御;惟此事操纵缓急,必须相机因应,亟须有威望素著,通达事变之大臣,前往筹办,乃可振军威而顾大局。三省防军,进止亦得有所禀承,着派李鸿章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应调何路兵勇前往,着该大臣妥筹具奏。金革毋避,古有明训,李鸿章公忠体国,定能仰副朝廷倚任之重,星驰前往,相度机宜,妥为筹办。着将起程日期及筹办情形,迅即奏闻,以纾廑系。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这时天津到上海的电报已通,“六百里”密谕,片刻即达。李鸿章回籍葬亲,假满北上,正路过上海,住在天后宫行辕,接到电旨,大吃一惊。上海消息灵通,法国因为李威利兵败阵亡,举国大愤,政府已派兵舰四艘,陆军三千,增援越,预备大举报复,同时提出了“北圻军费预算”,据李鸿章得到的消息,说是不限数目。而他,深知滇粤边境的防军,有名无实,此番受命节制三省军务,名义好听,其实无拳无勇,贸然而去,一世勋名,岂不付之流水?
因此,他逗留在上海,不肯北上,一方面敷衍,一方面写信给张佩纶,对军机颇为不满,大为牢骚,说是“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最后公然表示:“鄙人为局外浮言所困,行止未能自决,仍候中旨遵办。局外论事,事后论人,大都务从苛刻,孤忠耿耿,只自喻耳。”言外之意,预备抗命不从。
对法交涉,朝廷所倚重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曾纪泽。曾侯在巴黎,与法国政府相处得不好,加以交涉棘手,所以俄皇加冕,他以兼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的身分,到彼得堡觐贺后,就不肯再回巴黎。在彼者已不可恃,在此者又有倦勤之意,李鸿藻接到张佩纶的报告,相当焦急,跟恭王、宝鋆、翁同和商量的结果,只有先安抚了李鸿章再说。
于是仍旧授意张佩纶出面,上了一个“制敌安边,先谋将帅”的奏折:
“一、请召重臣以顾北洋。李鸿章经营交广,命驻上海;为该大臣计,金革无避,驻粤尤宜。臣上年亦尝言之,今情势小异矣!朝鲜之乱未已,日本之衅宜防,法人即力不能窥伺津沽,而间谍扬声,在所必有;讹传一警,复令回驻天津,人心易摇,军锋转弛,非至计也。方今皇太后圣体初安,皇上春秋方富,而恭亲王亦甫销病假,宜节勤劳;畿辅根本之地,愿筹万全,窃谓精兵利器,均在天津,李鸿章逍遥上海何益?该大臣持服已及期年,若援胡林翼例,饬署直隶总督,办理法越事宜,事权既专,措置亦较周矣。
二、请起宿将以壮军威。李鸿章署直督之议,如蒙采纳,则曾国荃在粤久病,调度乖方,自应开去署缺,命张树声仍回本任。伏念两粤吏治、饷源、防务,在在均待经营。张树声实任粤督,当必能殚精竭虑,以副委任;而粤东处各国互市之冲,水陆两提督,皆系署任,宜有大将辅之,以壮声威。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淮军名将,卓著战功,应恳恩令刘铭传襄办法越事宜,兼统两粤官军,或驻琼崖,以窥西贡;或出南宁,以至越边。洋枪精队,始自铭传,粤东地方集兵购器,尤属易易,应饬今募足万人,迅成劲旅,以赴机宜。”
直隶和两广,都是封疆中的第一等要缺,慈禧太后亦不能根据张佩纶一个轻飘飘的奏折,贸然调动,不过对他建议起用刘铭传,却认为是个好主意。但刘铭传功成名就,家资豪富,在合肥家乡大起园林,正在享福,是不是肯起而效命,难说得很。所以召见军机,指示先征询李鸿章的意见,至于对李鸿章的出处,竟不提起,张佩纶的折子也留中了。
这样的情势,显得相当棘手,李鸿藻和张佩纶颇为焦急,因为李鸿章的意思,非常明白,要他到两广督师,是件办不到的事。僵持的结果,必定贻误时机,坏了大局,无论如何先要为李鸿章争到回天津这一点,以后才好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