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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老龍頭火車站下了車，袁世凱不回小站的“新建陸軍”營地，騎着馬直馳金剛橋北洋大臣衙門，求見榮祿。
榮祿是慈禧太后的親信，並有個無可究詰而疑雲重重的傳說。大約二十年前，慈禧太后得了一場大病，御醫會診，束手無策，下詔命各省舉薦名醫。直隸總督李鴻章舉薦前任山東泰武臨道無錫人薛福辰，山西巡撫曾國荃舉薦現任山西陽曲縣知縣杭州人汪守正，進京請脈，診斷慈禧太后所患的是“骨蒸”重症，細心處方，漸有起色。特降懿旨：“薛福辰超擢順天府尹，汪守正升任天津知府。”這一恩遇，既是酬庸，亦爲了地邇宮禁，診治方便。
照歷來的規矩，帝后違和，所有脈案藥方，逐日交“內奏事處”，供大臣閱看。有那深諳醫道的人，總覺得脈案極其高明，處方並不見得出色，甚至有時候有藥不對症的情形。日子一久，才知道慈禧太后所患的是一種不能告人的病：小產血崩，經水淋漓。皇太后小產是天下奇聞，御醫相戒，三緘其口，處方下藥，亦就無的放矢了。
薛福辰和汪守正，到底是讀書做官的，胸中別有丘壑。病症是看出來了，既然說不得就不說！託名症象相似，由積勞積鬱而起的“骨蒸”，卻將治小產血崩、經水不淨的藥，隱藏在治骨蒸的方子中。用“說真方、賣假藥”的訣竅，對症下藥，果然收功。
這就又出現了一個疑問，如果說慈禧太后是武則天，誰又是“蓮花六郎”？衆口耳傳，就是這位丰神俊逸、最講究衣着的榮祿。
但是，二十年前的榮祿，並未因此加官晉爵，反倒失意了。當時南北兩派勢如水火，南派領袖沈桂芬與軍機大臣大學士寶鋆，合力排擠附於北派領袖李鴻藻的榮祿，找個過錯，交部議處，將榮祿山俗稱“九門提督”的步軍統領，一降而爲副將。榮祿很見機，引疾奏請開缺，閉門閒居，到光緒十二年才外放爲西安將軍。
這是個閒冷的缺分，倒虧他能守得住，一干八年，直到光緒二十年慈禧太后六旬萬壽，進京祝嘏。正好恭王復起，重領軍機，深知榮祿幹才，保他重回步軍統領衙門，兼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第二年調任兵部尚書。就此扶搖直上，再下一年升協辦大學士。這一年——光緒二十四年，在四月二十三，皇帝下詔“定國是”，決意變法維新的第十天，由慈禧太后授意，升榮祿爲文淵閣大學士，實授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直隸總督號爲“疆臣領袖”。但是，這個缺分的重要，在於兼領北洋大臣，而從光緒初年，李鴻章督直，一意講求堅甲利兵以來，北洋更掌握了舉國主要的兵力，成了真正的“疆臣領袖”。慈禧太后派榮祿出鎮北洋，勒兵觀變，下的是一着足以制新黨死命的狠棋！
榮祿手下有三員大將。一個叫董福祥，字星五，甘肅固原的回子。同治初年，西北迴亂，董福祥亦是其中的頭目之一。後來爲左宗棠西征最得力的將領劉松山所敗，投誠改編，反而在平回亂中建了大功。如今官拜甘肅提督、加尚書銜、賞太子少保。所部稱爲“甘軍”，是一支驍勇善戰而風紀很壞的騎兵。
再一個是聶士成，字功亭，出身淮軍，是李鴻章的小同鄉。甲午年朝鮮東學黨作亂，中日同時發兵援韓，聶士成隨提督葉志超率師東渡，以孤軍守摩天嶺，設伏大敗日軍，陣斬日將富剛三造，算是淮軍的後勁。又通文字，曾匹馬巡邊，著《東遊紀程》，亦算是儒將。所部號爲“武毅軍”，半仿德國式的操法，實力頗爲可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