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纔是大地的支柱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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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萊特寫作《聖殿春秋》的實踐證明：模式不能等同於風格。一個成熟的作家應有自己的獨特風格，但他的作品一旦形成某種固定模式，不但會失去讀者，也會使作家自己的創作陷於千篇一律的俗套窠臼。

福萊特是一位創作慾望十分旺盛的作家。由於始終心懷創作中世紀修建大教堂題材的鉅著的宏願，他並不滿足於已取得的世界著名驚悚小說家的成就，仍要創新和突破。於是，如上所述，在構思、練筆和積累素材長達十年之久以後，又默默耕耘了三年，纔拿出了這部《聖殿春秋》。正如美國《出版家週刊》的評論文章所指出的：“他冒了一切風險，卻成爲一個不折不扣的勝利者。”

他在邁出這新的一步時，並未摒棄原有駕輕就熟的手法，相反地，他保留了自己的風格，但又刻意求新。

他依然選擇了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一一二三—一一七四）來展開他的故事。不過，與其說這是從亨利一世（一一〇〇—一三五年在位）到亨利二世（一一五四—一八九年在位）之間的二十年爭奪王位的內戰期，不如說是哥特式建築的誕生期，因爲書中主要人物的命運無不與修建大教堂息息相關。小說的背景是真實的，不但斯蒂芬、莫德、亨利這三位君主，格洛斯特的羅伯特伯爵、亨利主教、貝克特大主教這些人物確有其人，連聖但尼修道院教堂首用哥特式扇形拱頂（一一四〇年）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慘遭四名騎士謀殺（一一七〇年）這樣的事件也都有案可查。這就使通篇故事具備了中世紀初英格蘭那種特定的歷史氛圍。

這裏需要贅言的是涉及西方基督教教堂一些粗淺概念。首先，教堂有幾個級別：教區的中心，通常就是教區主教的駐蹕之地，要建立大教堂；一般的村鎮中都要設置教堂；學校等集體單位都備有小教堂；而官邸豪宅中則都闢有祈禱室。由此可見，基督教堂不僅有規模大小之分，也有地位高下之別。筆者在幾次出訪歐洲各國時，有幸遍觀從最原始質樸的木板教堂，到厚實的土牆建造的較高的大教堂雛形，直到雄偉高大的成熟的哥特式石砌大教堂。那時我已經翻譯過本書，算是實地考察了歐洲不同階段教堂的發展，印證了從書中獲得的知識。其次，是關於大教堂的形制。大教堂的正門一般朝西，因爲直對正門的中殿的終端聖壇要坐東——教會相信，基督教的發祥地或者他們所膜拜的耶穌基督在歐洲的東方，即中亞。大教堂都十分高大挺拔，固然體現了人們“通天”的神聖嚮往（我國的大型建築，如宮殿和廟宇，則伸展開闊，要“接地”，體現了東西方不同的哲學理念），但更重要的是，顯示了人們對偉大工程的追求。正是在大教堂的修建中，實用的科學技術和建築藝術，得以迅猛發展。教堂的俯視圖呈十字形：東西向的正殿要長，南北向的側翼要短。這種外形固然有宗教符號的象徵意義，但從力學角度，十字交叉則形成了牢固的結構。在中世紀，著名的大教堂都附有修道院，是供修士們研習和抄寫《聖經》及靜修的神學院。其中以本篤派的苦修者居多。教堂的周圍便是墓地，用來埋葬本地的信徒。而教堂前面的廣場，不拘大小，都是當地居民（當然都是教衆）的聚會場所。每逢禮拜天，便開放集市，做買做賣；還有演出——起初是宗教勸善內容的神奇劇，後來發展出通俗劇，以及吟遊詩人、江湖藝人的種種表演。可以說，爲市民階層喜聞樂見的戲劇及說唱就是在這裏發展成型的。由此可見，教堂在當時人們的精神生活及物質生活兩方面都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福萊特正是抓住了這樣一個聚焦點，一方面展示了那個歷史時期的宗教和世俗生活；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凸顯了那些代表前進力量的普通百姓中的精英，如何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中，不畏險阻地發展着生產力，從而推動了社會的進步。顯然，修建大教堂這一偉大功業，主要是由具有才華的建築匠師們完成的，如書中所敘，教會的神往，豪門的私慾，只不過是這些普通勞動者用來實現自己的宏願的輔助力量。所以說，他們纔是“大地的支柱”。臺灣譯本出版時將本書更名爲《聖殿春秋》，大概是他們的信仰使然，可惜卻將故事的主題侷限於建築大教堂的具象上，而忽略了更深層次的對於勞動者的艱辛付出及崇高精神的謳歌。

在這部八十餘萬字的長篇小說中，作家繼續發揮了講故事能手的本領，在情節的鋪排上，極盡跌宕起伏之能事，而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呈波浪式滾動遞進狀，令讀者難以釋卷。當然，情節必須有細節加以支撐，沒有細節，作品就缺乏力度，也無法感人。福萊特無疑研究了大量的史料和哥特式大教堂的文獻，再加上他那豐富的想象力，從而爲我們提供了一幅中世紀英格蘭的衣、食、住、行及生產和戰爭等包羅萬象的風俗畫，使我們得以徜徉其間，和書中人共同去觀察、去體驗、去思考。作家在細節的描繪上有兩點給人印象頗深：一是凡與主題有關的便不厭其詳，如對大教堂、對生與死的描寫；二是他的筆端始終飽蘸感情的濃墨，是與非、美與醜、愛與憎，深深滲透在字裏行間，激起我們和人物的共鳴，與他們一起喜怒哀樂。

由於作品重點寫了哥特式建築誕生和成型這一歐洲中世紀文明的側面，書中的主要人物便都以智慧爲共同特徵。菲利普、沃爾倫、湯姆、傑克、阿蓮娜、裏甘這些人自不待言，就是阿爾弗雷德那樣的蠢笨漢子和威廉那樣的渾橫兇徒，也都不乏心計和狡詐。於是，讀者所看到的便是一場場人與人的鬥智或一個個擺脫困境的計謀。正是在這種緊張激烈的場面中，這些智慧人物的各自不同的特徵也就躍然紙上了：菲利普的精明、沃爾倫的陰險、湯姆的機警、傑克的靈氣、阿蓮娜的聰慧、裏甘的奸猾……無一不活靈活現地突顯在我們面前。他們有血有肉，有色彩鮮明的個性，又有具體而微的行動，也有內在的心理依據，讀來真實可信。

不難看出，福萊特在撰寫這部小說時是遵循了歷史題材小說的鼻祖瓦爾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一七七一—一八三二）所奠定的基本原則的，我們甚至可以從本書中看到司各特的代表作《劫後英雄傳》（Ivanhoe，一八一九年，描寫亨利二世之子“獅心”理查一世在位期間入侵的諾曼底貴族和英格蘭土著、百姓之間的爭鬥和文化上的融合）寫作手法的一些影子。但福萊特終歸是我們時代的作家，和一百七十年前的先輩不同。這不僅表現在敘述角度多借助書中人物的視角等現代派技巧上，更主要的還表現在作者所賦予作品的主題和對人物理解的現代意識上。簡言之，福萊特是以一個現代人的觀點去認識和總結十二世紀時的事件和人物的。這就必然拉近了我們和歷史的距離，如同身臨其境，令人倍覺親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