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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任何事情會照你預計的那樣發生。
包括我本人在內的很多人，都對《聖殿春秋》感到驚異。人們已經把我當成了驚悚小說家。在寫作生涯中，當你有所建樹時，聰明之舉便是在你的餘生中每年都寫一些同樣類型的東西。小丑不要妄想扮演哈姆雷特；通俗歌手不該去寫交響樂。我不會甘冒犧牲我的名聲之險去撰寫超出我的特長和屬於非分之想的作品。
更重要的是，我不相信上帝。我並非大家所說的那種崇尚精神世界的人。按照我的代理人的說法，我身爲作家的最大的問題便是：我不是一個備受折磨的靈魂。讀者諸君指望從我這裏讀到的無非是一個修建教堂的故事。
因此，《聖殿春秋》未必是該由我來寫的小說——連我自己都有這樣的看法。我提筆撰寫之後又將其束之高閣，有十年的時間未作一顧。
事情就是這樣。
在我的孩童時代，我們全家都屬於一個叫做“普利茅斯兄弟會”的清教團體。對我們而言，教堂只是中間有一張桌子、四下圍着幾排椅子的空蕩蕩的房間。舉凡繪畫、雕像，以及一切裝飾都在禁止之列。該團體也不鼓勵其成員到敵對派別的教堂去。因此，我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對歐洲教堂富麗堂皇的建築寶庫一無所知。我在二十五歲前後擔任倫敦的《晚間新聞》記者時，開始涉足小說創作。當時我即意識到，我從來未對身邊的城市景觀感興趣過。而且，我也沒有掌握描述我的人物所從事的建築業的詞彙。於是我便購買了一本尼古拉斯·佩夫斯納所寫的《歐洲建築概要》。該書使我對建築，尤其是教堂建築，大開眼界。佩夫斯納在寫到哥特式大教堂時，確實情有獨鍾。他寫道，尖頂拱在歷史上難能可貴，在解決技術問題——如何建造更高的教堂——的同時，也使之具備了挺拔崇高之美。
在我閱讀佩夫斯納的專著之後不久，我所在的報紙派我去東英格蘭的彼得伯勒城。我早已忘記了我正在撰寫的故事，卻始終牢記着我將其擱置之後要做些什麼。我有一小時的時間等候返回倫敦的火車，想起了佩夫斯納對中世紀建築迷戀和鍾情的描寫，於是便前往觀看彼得伯勒的大教堂。
這就是那樣一種時刻。
彼得伯勒大教堂的西端，有三座巨大的哥特式拱門，像是爲巨人進出而設。其內部比外面還要古老：由規則的圓形諾曼式拱券構成的連拱廊，莊嚴地排列着，直通側廊。如同一切偉大的教堂一樣，這裏既寧靜又優美。但還不僅如此。由於佩夫斯納的著作，我對背後的工作略知一二。我知曉人們修建更高更美的教堂的種種努力的故事。我瞭解這座建築物在歷史——我心中的歷史——上的地位。
我爲彼得伯勒大教堂心儀神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