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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他心臟病發作後，我又問他：“你想過波吉亞家族那本書嗎？”
他說：“我還要先再寫兩本黑手黨的故事，完成這兩本書後我就準備好了。而且，我依然很喜歡跟這些人物在一起廝混。我不確定是否已經準備好讓他們就這樣離開我。”
我們在馬利布時，正是他心臟手術的術後恢復期。那時候，每當他感覺不適，或者想要消遣消遣時，他就會讀一讀有關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書，在紙上寫下幾頁波吉亞的故事給我讀，然後我們一起討論。
馬里奧是個非常風趣的人，而且看問題的角度十分獨特。
“盧克萊西婭是個善良的姑娘。”有一天我們在他書房工作時，他對我說。我大笑起來。
“那波吉亞家族其他人呢？”我問他，“難道他們都是惡棍？”
“切薩雷十分愛國，一心想要當英雄。亞歷山大溺愛自己的孩子，是個真正的家族觀念濃厚的男人。像大多數人一樣，他們也犯下一些惡行，但那並沒有就把他們變成壞人。”那天，我們又說又笑，足足聊了波吉亞數小時。那天晚上他寫完了切薩雷和教皇爭論他是否要當一名紅衣主教那一幕故事。
這段時間，只有當伯特・菲爾茲來市裏的時候，他才願意離開家出去喫飯。伯特不僅是位傑出的歷史學家和律師，也是馬里奧最好的朋友之一。每次我們見面的時候，不論是在東海岸還是西海岸，飯桌上的話題不管怎樣總是會回到波吉亞家族。伯特跟馬里奧一樣，對於文藝復興時期的權力之爭和欺詐背叛興趣濃厚、興奮不已。“你什麼時候能把這本波吉亞家族的書寫完？”伯特總是這樣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