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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船一靠近，小船上的連理文就摘下包裹着的頭巾，辮子鬆弛地垂落在他背上。唐船似乎早就知道他要到來，從甲板上垂下一條繩梯。就這樣，連理文在薩摩的坊津海面坐上了開往長崎的唐船。
這是一八四九年的事。日本的年號是嘉永二年。這一年，從清國開往長崎的貿易船有八艘，其中第七號船在天草失事了。連理文在薩摩海面搭乘的是第四號船。在德川幕府閉關鎖國的時代，從清國開往日本的交易船必須持有證明，即所謂的“信牌”。第四號船的信牌上寫着“李亦聖”，船主是鈕心園，但實際上船主是廈門金順總號的老闆連維材。七年前鴉片戰爭結束後，清國被迫接受了《南京條約》，五口通商，而在那之前，就像當時的日本只把長崎作爲對外窗口一樣，清國只有廣州是貿易港。之後，金順記主要在香港和上海拓展業務，總店形同虛設。連維材的四兒子理文原來在上海，去年他主動要求去琉球。
“哦？想去一年看看？也好。”連維材答應得爽快。
其實，理文想去一個陌生的地方忘掉一切。他結婚才一年多，妻子突然病逝了，他的內心創傷極深。琉球的工作很艱鉅，而這正是理文所渴求的。
薩摩的島津藩早就把琉球置於自己統治之下，並通過琉球和清國交易。所謂的“交易”，即琉球作爲清國的附屬，接受清國的冊封，並向清國朝貢。當然，這是得到幕府承認的。原則上，和清國及荷蘭的交易只能在長崎進行，而且必須通過幕府的壟斷機構——長崎會所。但在日本各藩中，只島津搞對外貿易，擁有從清國進口的“唐物”。文化七年1810年，島津迫使幕府准許其在長崎出售唐物。起初，在貨物品種上有限制，但島津硬是擴大了品種。島津之所以如此具有威懾力，是因爲手中有一張王牌——“這是爲了幫助琉球，如果不這麼做，琉球就會脫離日本。”對此，幕府不得不讓步。
總之，島津充分利用參加長崎會所的特權，不，應當說，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這一特權，起初只是買賣琉球的朝貢貿易品，後來也偷偷從事其他對外貿易。倘若其他藩私藏唐物被發現，幕府立刻就會懷疑其走私，這有可能導致其傾家蕩產。但島津藩只要一說“這是琉球的朝貢貿易品”就萬事大吉了。可以說，這是島津藩最完美的護身符，由此，既保證了貿易品來源之合法，又可以拿到合法市場——長崎會所上出售。
當然，走私貿易不會有正式記載，但琉球搞朝貢以外的貿易，圈裏人心知肚明。唐船在琉球停靠，出售唐物，購買被稱爲“俵物”的海產品。不過和長崎不同的是，在琉球交易不需要那個麻煩的信牌。後來，唐船擴大範圍，甚至出現在了薩摩的海面上。由於和島津貿易有利可圖，很多持正式信牌的唐船在開往長崎前，都會先在薩摩海面或近海各島處理一部分貨物。有的唐船進入長崎時幾乎是一艘空船。
島津藩的走私對象主要就是金順記。連理文去琉球也是爲這事兒。另外，他還擔負同薩摩談判的重任。島津藩琉球館的大久保利世，就是對方的負責人之一。理文和他的兒子正助成了好朋友。
按慣例，四號船會在坊津卸下和島津交易的貨物，然後開往長崎。連理文有事要去長崎，於是決定乘坐這艘船。爲他送行的青年正助後來成了大名鼎鼎的大久保利通[2]，而當時，正助在島津藩記錄所擔任見習文書。
四號船甲板上鑼鼓喧天。爲慶祝安全抵達，舉行這種熱鬧的儀式已成爲慣例。唐船先在港外下碇，等候長崎衙門處理。不一會兒，岸邊劃出幾十只小船，給唐船拴上纜繩，將其引如港內。入港後，唐船再次下碇，鑼鼓再次響起。等鑼鼓聲停，長崎衙門的檢查官和通事們便登上唐船。他們把寫着禁令的木牌掛在桅杆上。禁令是以日文寫成的，由通事譯成漢語，念給船上的人聽，主要是關於天主教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