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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完禁令就是辦入境手續，即檢查信牌、貨物單和花名冊。連理文是在薩摩海面上船的，但花名冊上寫着他是從清國上船的。貨物單是開船之前就做好的，去掉了給薩摩的貨物，這就需要事先和島津當局商談交易數量——這也是連理文的工作之一。
出示證件之後，就是那個有名的“踩聖像”考驗，通過者纔可上岸，但上岸後不能在街上隨便走動。荷蘭人在出島，中國人在唐人坊。其實，元祿以前，中國人和日本人在長崎是雜居的，這或許是因爲中國人不太信天主教，幕府比較放心。不過，這直接導致了私人間的祕密交易。再加上康熙帝對耶穌會採取寬容政策的消息傳到日本，幕府提高了警惕，開始關注中國人和天主教的關係。
唐人坊建於元祿二年1689年，位於長崎十善寺御藥園地幕府的藥草園，面積爲九千三百七十三坪[3]，比荷蘭人居住的出島（不足四千坪）寬敞多了。荷蘭人把出島稱作“遠東監獄”，因爲他們一步也不能離開；中國人若要參拜寺院，在官吏陪同下，還是可以走出唐人坊的。
雖然外國人被圈在一個地方，但他們可以叫妓女進去，以解在異國的寂寞。長崎丸山的妓女分爲“掙荷蘭錢的”和“掙唐人錢的”。海上航行艱苦勞累，要說有什麼愉快的事，那就是玩弄玩弄妓女了。“踩聖象”一結束，商人和水手都露出了喜悅的神色。經常往來這條航線的人大多有各自相好的女人，有些船主甚至還有“長崎老婆”。
連理文興致勃勃地朝唐人坊走去。他是初次到長崎，自然沒有相好的女人，令他激動的是他知道哥哥哲文比自己早一步到了唐人坊。連哲文比連理文大兩歲，他已脫離家業，專心從事繪畫。半年前，他從寧波乘坐以“鄭朗伯”的名義領取信牌的第一號唐船來到長崎。原則上，商人、船主和水手只能在長崎留居數月，然後乘原船返回。但有的中國人是受長崎地方長官的非正式邀請而來的，他們可以長期居住，比如某些醫生、畫家、文人和僧侶。據說哲文是因爲聽了同行畫家的介紹才產生了來日本的念頭。他畢竟是藝術家，喜歡四方雲遊。他曾一度待在蘇州，但就連近在上海的理文也很難見到他。
“已經三年沒見面啦。”在去往長崎的船上，理文扳指一算感嘆起來。他上就要三十歲了。一想到年齡，腦中就會浮現亡妻的面容。妻子面孔修長，身材苗條，到死都沒失掉孩子氣。對，她長得很像正助。在前往唐人坊的路上，理文終於發現了自己對正助懷有好感的原因。在鹿兒島，他和正助的朋友也有來往，他們類型各不相同，比如一個叫西鄉吉之助（西鄉隆盛）的青年，身材魁梧，性情穩重。理文雖覺得他是個有爲青年，但總覺得不如正助親切。跟正助分別時，理文曾把魏源的《海國圖志》送給他。正助翻看了幾頁，低聲道：“我想讓吉之助也看看。”《海國圖志》是鴉片戰爭後不久，魏源根據林則徐提供的資料所寫成的。在書中，魏源敘述了世界形勢，並主張中國必須推進近代化。確實應該讓西鄉吉之助這樣的青年讀讀這本書，不過理文只想到了要送給大久保，而沒想到西鄉。
唐人坊亦稱“唐人館”，中國人也稱其爲“華館”，境內稱爲“館內”，直到現在日本還留着“館內街”的地名。華館四周圍着七尺[4]多高的磚牆，牆外掘出六尺深、六尺寬的壕溝。華館的大門被稱爲“一門”，裏面有官吏值班室和交易所，跨進“二門”纔是被稱爲“唐人本部屋”的居住區。
已有三艘唐船進入長崎，館內居住着有四五百名中國人。二門旁站着二十來名同胞，大概是來接人的。理文以爲哥哥會在裏面，但看了一眼發現沒有，正準備往前走，忽然聽到有人叫他。
“喂！在這兒！在這兒……理文，你發什麼呆呀！”
理文順着聲音再次看向二門旁。“啊，三哥！”他驚詫地睜大了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