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權分立”以獲權力平衡 (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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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可以算是一個勤政的皇帝，可他的問題恰恰就出在他過於勤政了，總是大權獨攬，事必躬親，其結果未必就是好的。
正是因爲具有這樣的政治智慧，李世民才能在隋朝和武德政制的基礎上，創立一個更爲完備，更具行政效能的新的宰相制度。
有一種觀點認爲，唐代之所以實行三省制和集體相權，目的是爲了分散宰相的權力，使“權重”向皇帝一方傾斜。換言之，就是皇帝要把權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上。
這種觀點乍一看有些道理，實際上並不符合歷史事實。
在中國歷史上，君權幾乎從來沒有明確的限制，而難能可貴的是——貞觀時期的政事堂恰恰對君權的範圍有明確的劃定。按照唐初的宰相制度，皇帝發佈的任何敕令都必須經由政事堂會議集體研究通過，然後加蓋“中書門下”之印，方可送交尚書省執行。如果是皇帝直接發出詔命，沒有加蓋“中書門下”之印，在當時便被視爲違法，各個下級機關可以不予承認。
這就是貞觀時期相權對君權的制約。
雖然相權對君權的這種制約到後來逐漸廢弛，未能有效延續，可即便到了武則天當政專權的時代，這種傳統卻仍然深植人心。
當時發生的一起“劉禕之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垂拱三年（公元687年），時任宰相的劉禕之因不滿武則天“臨朝稱制”，曾私下跟鳳閣舍人（武則天時期，中書省改成鳳閣，門下省改稱鸞臺）賈大隱抱怨，說武氏應該還政於李唐，“以安天下之心”。賈大隱隨即向武則天告密。武則天大爲不悅，從此懷恨於心。不久後，武則天羅織了一些罪名，頒下一道敕令，要將劉禕之治罪。敕使向劉禕之宣讀敕令後，劉禕之接過敕書一看，當即不屑一顧地說：“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舊唐書?劉禕之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