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命是一門藝術 (第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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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爲認識到隋文帝爲政的缺失，所以李世民纔會反其道而行之，採取一種“廣任賢良，高居深視”（《貞觀政要》卷一）的管理方式，對部屬進行充分有效的授權。
早在武德九年，李世民就素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的賢名，於是親自召見，問以政道。張玄素就建議太宗：“謹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資治通鑑》卷一九二）
李世民對張玄素的建言非常讚賞，隨後將其擢升爲侍御史，並且立即將其建言付諸實施。
張玄素提出的“分任以事，高拱穆清”，其實就是一種充分授權。如果每個部屬都能在各自的權限範圍內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妥善地履行職責，那麼高層管理者自然可以“垂拱而治”了。此外，貞觀一朝之所以能夠確立“三省駁議”的宰相制度，讓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分工合作，相互制衡，並且相權還能夠對君權形成有效制約，其根本原因之一，也是在於這種授權原則的充分運用。
而張玄素所謂的“考其成敗，以施刑賞”，實際上就是一種績效考覈。對此，李世民專門制定了對各級官員的“考課之法”，具體的考覈標準是“四善”和“二十七最”。所謂“四善”，是指四種優異的工作表現，即“德義有聞、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所謂“二十七最”，是一套考覈百官職守的具體標準，如“決斷不滯，與奪合理，爲判事之最”；“部統有方，警守無失，爲宿衛之最”等。根據這些標準每年對官員進行考覈，把成績分爲九等，報至尚書省予以公佈。凡列爲一至四等的官吏，每進一等增發一季的俸祿；五等無所增減；六等以下則每退一等扣發一季俸祿。這套嚴格的績效考覈制度，對於澄清吏治顯然是十分有效的。
“充分授權”與“績效考覈”是權力控制的鳥之雙翼、車之雙輪，二者缺一不可。假如只有刑賞而無授權，那必然會使百官動輒得咎，無所措手足，最終造成帝王的獨裁和專權；假如只有授權而無考覈，那必然會導致君主大權旁落，甚至被權臣玩弄於股掌，到頭來授權就變成了“棄權”。
很顯然，這兩種現象都是錯誤的權力控制方式，其結果只能是與“天下大治”的執政理想背道而馳。而李世民的管理哲學，無疑正是“充分授權”與“績效考覈”的完美結合。從這個意義上說，貞觀之治的出現絕非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