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稅法：危機與拯救 (第3/5頁)
王覺仁提示您：看後求收藏（貓撲小說www.mpzw.tw），接着再看更方便。
這就是中國經濟史上著名的“兩稅法”。
舊有的租庸調法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的，“租”是指田賦，“庸”是指勞役，“調”是指捐稅，正所謂“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自唐朝開國以迄高宗時期，這項賦稅制度一直運行得還算正常，但是從武周時代起，地主豪強兼併之風大起，失去土地的農民開始大量逃亡，到開元年間，逃戶現象日趨嚴重，至玄宗末年，均田制實際上已經遭到嚴重破壞。在此情況下，各級政府的戶籍、田畝檔案就變得混亂不堪，與實際情況極不相符了。安史之亂爆發後，根據戶籍、田畝檔案進行賦稅徵收更是變成一句空話。各級官員爲了交差，往往採用非常手段，在短時間內強制徵收、加重攤派，令轄境內登記在籍的百姓苦不堪言。
由於戰亂頻仍、開支激增，李唐中央入不敷出，只好在各級政府中拼命增設財稅部門，以致各部門職能重疊，權限交叉，到最後誰也管不着誰，財政狀況一片混亂。此外，各地的軍政長官又巧立名目，任意攤派，不斷增設法令，對百姓橫徵暴斂，於是舊法未除、新令已行，社會矛盾日益加劇。
在這樣的混亂局面中，富裕階層和貧困羣體的命運卻大不相同。因爲富人有很多逃避勞役和賦稅的手段，比如入仕爲官和削髮爲僧，就是當時普遍採用的逃稅辦法。而對於社會底層的老百姓來講，當官一途基本上是難於上青天的，甚至連和尚也不是你想當就能當的。因爲當時出家必須有主管部門頒發的資格證書（度牒），富人只要找找關係塞塞紅包就到手了，可窮人就算把自己賣了，也不見得能換來那份度牒。所以，窮人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能乖乖讓各級衙門和貪官污吏把他們身上的血汗榨乾。
職是之故，整個社會就陷入了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狀況之中。在戰亂和苛政的雙重迫害下，貧苦的老百姓沒有活路，唯一的辦法只能是逃——從戶籍所在地逃到沒人認識你的地方，讓天天逼你交稅的官府見鬼去吧！
到了安史之亂後，各地官府統計了一下，結果令人觸目驚心：對照從前的戶籍檔案，仍然留在本鄉本土的原住民還不到過去的15%（根據《通典》卷七“歷代戶口盛衰”記載，唐朝天寶年間的戶數將近九百萬，至代宗大曆中期僅餘一百三十萬），其他的85%以上，要麼死於戰亂和饑荒，要麼就是逃往異地他鄉了。
形勢發展到這一步，如果還按照原來的“租庸調法”派發徭役和徵收賦稅，那各級官府的大爺們就只能自己去修水渠、建大壩了，而朝廷和天子到頭來恐怕也得去喝西北風。
所以，廢除舊法，出臺新法，就成了德宗朝廷的當務之急和勢在必行之舉。
“兩稅法”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