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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鮑威爾回到了美國。他寫了很多有關中國新政權的文章，成了一位有名的“中國通記者”。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美國國內颳起了麥卡錫主義的風暴。所謂麥卡錫主義，就是從1949年開始，以麥卡錫參議員爲中心進行的“搜捕赤色分子的旋風”。
麥卡錫注視着美國國內文化界和知識界的動向，委員會常傳喚文化界人士。凡被認爲是“赤色分子”的人，就被開除公職，甚至連名演員卓別林也成了麥卡錫主義的犧牲品。
有些議員爲了迎合這股潮流，追隨參議院議員麥卡錫，參議員切納就是其中之一。
參議員切納目光緊盯着報社、電臺以及學校發表的文章和演講內容。他曾把許多知識分子傳呼到切納委員會，給他們打上“在美國不受歡迎的人”的烙印，從而剝奪了他們的職業。鮑威爾也成了切納委員會的犧牲品。
鮑威爾寫過一篇題爲“美軍在朝鮮戰爭中進行的細菌戰源自731部隊”的文章，引起了切納的注意，於是，切納委員會便指責鮑威爾是一個“無中生有，捏造事實，損害美國利益的人”，企圖把他從所有的媒體宣傳舞臺趕出去。
然而，鮑威爾沒有屈服。他在受審過程中堅決要求美國政府公開它所掌握的有關細菌戰的檔案。終於，進行了十年艱辛的法庭鬥爭，把政府追得理屈詞窮，不得已撤銷了對他的審判。
鮑威爾回憶道：“就是這個緣故，我就奇怪地與細菌戰結下了不解之緣……在我被剝奪了發表文章的十年裏，我們曾輾轉地從舊的家搬到另一個家……因爲我和妻子都很窮，所以就把舊傢俱全部小心翼翼地收集起來，搬到新的家。後來，這些舊傢俱可真起了作用……”
當時碰巧出現了“舊傢俱熱”。妻子西露比亞把豐富多樣的舊傢俱做資本，開了“鮑威爾商店”，維持了幾乎處於失業狀態的丈夫和兩個孩子一家四口的生計。
爲一度萌生於心中的疑問找到答案，這對一個記者或作家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基礎。奇怪的是，就在筆者撰寫《惡魔的飽食》的同一時期裏，從1981年夏天到秋天，鮑威爾也孜孜不倦地埋頭在美國國家擋案館堆積如山的文件裏，認真地發掘有關731部隊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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