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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粵北與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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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時分，在江西南部的贛州，駐新田的粵軍第一軍第一師二團團長廖頌堯、駐重石的三團團長彭霖生和駐版石的教導團團長陳克華幾乎同時接到了防線前哨的電話：發現紅軍部隊。
這裏是國民黨軍包圍中央蘇區防線的最南端。此刻，國民黨軍主力部隊正從防線的北端向中央蘇區的核心地帶壓縮，蔣介石給駐紮在這裏的粵軍的任務是：築起像鐵桶一樣密不透風的防線，不能讓防線內的任何一個東西活着出來。可是蔣委員長又不是粵軍的首領，況且一個團挨着一個團的佈防已經很密了，因此，這個電話對於粵軍的三個團長來說也就是“注意觀察”的級別，他們又一一接着睡了而且睡得還挺踏實。
南中國最著名的軍閥是號稱“南天王”的粵軍首領陳濟棠，這個地方軍出身的軍人不屬於蔣介石的嫡系，他甚至一度聯合廣西軍閥李宗仁和白崇禧成立了“廣州國民政府”，試圖與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分庭抗禮。一九三四年，陳濟棠在廣東辦軍事學校，組建海軍和空軍，改革民政機構，建立起一整套政府公務員考覈任用制度，發展工業和農業，興辦教育，整理財政，整頓治安，一個廣東省讓他治理得大有興旺發達之勢。但是，比起中國其他省份的軍閥，這個在廣東說一不二的人物多了一個說不出的苦衷：除了要時刻防備蔣介石的吞併之外，他還有數百公里的“邊防”要守，因爲他的地盤與共產黨紅色蘇區幾近接壤。
當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時，陳濟棠被任命爲贛粵閩邊區“剿匪”副總司令兼贛粵閩湘鄂南路軍總司令。被授予如此重任本應喜出望外，但是陳濟棠卻格外憂慮。在蔣介石的一再催令下，粵軍出兵與紅軍作戰，結果遭到紅軍伏擊，一下子損失了兩個營，這令陳濟棠心都疼了。在這個時局日益動盪不安的年份，軍閥陳濟棠深陷於蔣介石與共產黨政治對抗的夾縫中，他覺得必須爲自己的生存安全尋找出一種最有利的策略。
拖延遲緩——這是陳濟棠想出的上策。自江西出現紅色根據地起，蔣介石年年要求他沿着共產黨蘇區的邊界修築碉堡封鎖線，但是直到中央紅軍出走江西，他管轄的南部碉堡封鎖線仍舊沒有修築完畢。而對蔣介石讓他出兵參加“圍剿”作戰的命令，他口頭上堅決執行，至於具體怎麼打，他給粵軍下達的作戰原則是：修碉堡，守陣地，決不主動進攻；即使發生了戰鬥，也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損失。部隊每天的前進行程絕不能超過二十公里。陳濟棠對他的部下說：“這個原則，必須遵守。”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駐守福建的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發動兵變，公開宣佈在福州成立政府與蔣介石決裂。蔣介石急調十五個師分兵三路合圍福建。兩個月後兵變平息，蔣介石遂令其嫡系部隊李玉堂部等自此陳兵閩西南。閩西南與廣東交界，國民黨中央軍得以直接威懾陳濟棠的廣東了。在這種局勢下，當蔣介石再次催促粵軍向共產黨蘇區出兵時，陳濟棠的生存危機感就更加強烈了。於是，他一方面派出部隊向蘇區進犯，對扼守蘇區南大門的筠門嶺作出進攻的態勢；另一方面，卻派出心腹參謀祕密去筠門嶺，試圖私下與紅軍達成“互不侵犯”協定。
陳濟棠本沒指望這種臨陣談判能有多大的效果，但是他發現，當粵軍的部隊開始進攻的時候，筠門嶺一線的紅軍主動放棄了陣地。佔領了筠門嶺的粵軍對自己的“戰果”狠狠吹噓了一陣，蔣介石在“通令嘉獎”的同時賞給粵軍官兵五萬大洋。但是，當陳濟棠站在筠門嶺上向北看去的時候，“南天王”突然明白了一個道理：自己不是時刻擔心蔣介石的中央軍會開進廣東嗎？而中央軍要想進入廣東只能從北面來，那麼，在自己與蔣介石之間存在着的共產黨蘇區，正好是目前蔣介石部署在江西的大軍進入廣東的屏障。筠門嶺一戰，紅軍並非沒有戰鬥能力卻主動放棄了陣地，這表明紅軍並不想和自己的粵軍過不去，紅軍與陳兵閩西南時刻窺視着廣東的蔣介石截然不同。陳濟棠仔細一一想來，這麼多年，蔣介石頻繁調兵前來“圍剿”共產黨蘇區，永遠採取的是大軍自北向南齊頭並進的戰術，這難道沒有一點想把紅軍趕入廣東境內的意思嗎？一旦真成這樣，自己與紅軍不想拼也得拼，而蔣介石的中央軍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進入自己的地盤。到那個時候，自己苦心經營了八年的廣東算是完了。因此，如果紅軍能夠在北面頂住蔣介石的進攻，對自己的粵軍和自己的地盤百利而無一害。陳濟棠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紅軍不能垮，最好永遠在。自己無論如何要想法與紅軍達成個正式協議，如果紅軍承諾不侵佔自己的地盤，自己就和紅軍一直和平共處，爲此在物資上接濟紅軍都可以——不就是鹽巴和彈藥嗎？讓紅軍去打那個心術不正的老蔣吧，以免老蔣有一天打了自己。
陳濟棠開始頗費心思地派人打探與紅軍接上關係的可能，其中包括曲折地找到了一位紅軍指揮員在廣州的親屬，讓這個親屬無論如何聯絡上那位指揮員向周恩來傳話。陳濟棠還派人祕密地給紅軍送去彈藥和藥品以聯絡感情。在他堅持不懈的努力下，粵軍與紅軍的祕密談判通道逐漸打開，這使中央蘇區的南線一度出現了相對平靜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