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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一、第三軍團的先頭部隊沿着預定目標向粵軍的封鎖線開始了強行突擊,並在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實施嚴密包圍的防線南部撕開了一個口子。
從於都出發以來,連續幾個晚上,由軍委縱隊和紅軍主力組成的浩浩蕩蕩的隊伍緩慢地移動着。按照這樣的速度,他們至少要在蘇區內走三個晚上才能到達蘇區的邊界。在最初的幾天裏,隊伍的頭頂上沒有飛機,那些攜帶着炸彈的飛機依舊在瑞金城的上空盤旋轟炸,國民黨軍根本不知道他們轟炸的瑞金已經是一座空城。那些沒完沒了地執行轟炸任務的飛行員哪怕將飛行半徑稍微擴大一點,或者只是向南偏離預定航線十幾分鐘的航程,他們便會看見令他們目瞪口呆的情景:近十萬人組成的三條長達十多公里的隊伍正在齊頭並進。如果太陽還沒有落山的話,紅旗在林木中若隱若現,土路上揚起的塵土遮天蔽日;而如果一旦天色暗了下來,地上便會出現數條逶迤的火龍。
這是一個“甬道”式的行進方式。
走在“甬道”中間的隊伍,是包括共產黨中央、蘇維埃政府機關和紅軍總司令部在內的軍委縱隊。這是一支近一萬五千人的長長的隊列:黨政軍首腦,老人和婦女,警衛部隊和後勤人員;用錫鐵皮、木板或竹片製成的各式箱子;用稻草繩子捆紮着的機器部件和行李物品;各種形狀奇特顏色各異的包袱,所有這些都使得這支隊伍行進的速度極其緩慢。翻山的時候,抬着大件的戰士和民夫喊着號子一點點地往上挪,每挪上去一個巨大的箱子他們便歡呼一下。那些挑着銀元、鹽巴和大米的擔子分量也不輕,民夫們時時需要停一小會兒喘口氣。女人們邊走邊議論自己的丈夫此刻走到哪裏了。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博古騎在馬上,望着向天邊延伸而去的隊伍,一一回想着他所知道的人類行進史中的壯舉,比如俄國著名將領蘇沃洛夫,爲援助在瑞士作戰的俄軍,一七九九年曾率領着他的無敵兵團跨越了高聳入雲的阿爾卑斯山……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騎在一頭高大強壯的騾子上,他後來回憶說,他一路默誦着蘇聯著名作家綏拉菲莫維奇在《鐵流》中的描述:“人們擁擠着,步行的、負傷的都擠成了一堆,幾十里長的大路,都被隊伍塞滿了……”傅連暲坐在一頂轎子裏,轎子後面跟着八個裝有醫療器械和各種藥品的大箱子。這個如同嫁新娘的陣勢引起了紅軍士兵的激烈議論。曾是教會醫院院長的傅連暲將自己的全部家產和整個醫院捐獻給了紅軍,一百七十個人整整搬了半個月才把那座紅軍急需的醫院搬到瑞金。參加紅軍後,傅連暲救治了無數在戰場上負傷的紅軍官兵,包括王稼祥、蔡樹藩、伍修權、方強、伍中豪……他後來跟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經歷了艱苦的戰爭歲月,成爲一名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其政治信仰的堅定和政治品格的高尚絕不亞於那些自稱爲“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人。懂得共產黨規定的傅連暲不願坐轎子,之前他特意練過騎馬,但是屢次從馬背上摔下來。傅連暲在轎子裏不斷地回頭看,那些大箱子就是一座醫院。有時他還能看見毛澤東。毛澤東的瘧疾還沒全好但並沒有騎馬。他走路一晃一晃的,以特有的姿勢甩着胳膊,眼睛看着很遠的地方。還有朱德,出發時要給他配擔架,朱德卻說他只要馬,而且要兩匹,一匹他騎,一匹馱他的文件。他是個永遠樂觀的人,腰帶扎得很緊,一把小手槍別在腰間,他大步走着和旁邊的人有說有笑,警衛員牽着那兩匹馬跟着他。
在兩個軍委縱隊的前後左右,是中央紅軍的主力部隊。
第一軍團和第三軍團分別位於軍委縱隊前方的左右兩邊開路,第八軍團和第九軍團分別位於軍委縱隊的左右兩側護衛,第五軍團在整個軍委縱隊的最後面擔任後衛。拿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的話講,軍事轉移的出發隊形像是紅軍主力抬着個“八抬大轎”,轎子裏需要小心保護的是沒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新媳婦”,這個“新媳婦”就是龐大冗長的兩個軍委縱隊——如果說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設計的這個行軍陣形還有優點的話,那就是在以後漫長的征戰路途中,無論紅軍主力部隊遭遇多麼殘酷的戰鬥,走在“甬道”中間的這支上萬人的隊伍卻少有戰鬥傷亡。
轉移的隊伍白天隱蔽休息,紅軍就在民宅或者樹叢中睡覺。每天黃昏五時半開飯,然後大隊人馬啓程出發。隊伍走不了多久就需要點燃火把了。紅軍的夜間照明用具基本有三種:點燃的竹片,以松脂或洋油爲燃料的竹筒燈,以及軍委縱隊和各部隊連部、營部、團部使用的馬燈。灌上洋油的竹筒燈和使用洋油的馬燈在紅軍中屬於高級照明設備,因爲攜帶的洋油不多,在以後的日子裏這種東西很快就沒有了。因此,紅軍大規模轉移之初的行軍,稱得上是夜晚的大地上最明亮的行軍。
絕大多數紅軍戰士並不完全瞭解紅軍此時的處境。佔兵員總數一半以上的新兵軍裝是新的,揹包、綁腿帶、皮帶、帽子是新的,口袋裏的步槍子彈和胸前掛着的幾顆手榴彈也是新制造的。他們每人準備了三雙草鞋和十天的糧食,隊伍後面跟着的伙食擔子和公文擔子讓他們走起來踏實而放心,於是他們在行軍時唱起他們剛剛學會的《勝利反攻歌》:
戰士們高舉着鮮紅的旗幟,
奮勇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