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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龍與蕭克，兩個性格堅強的共產黨人從此生死相依。
第二、第六軍團會合後，向中革軍委提出了兩個軍團建立統一指揮的建議，但受到臨時中央局的嚴厲指責，中央局要求兩個軍團各自“單獨接受中央和軍委的指示並且單獨地活動”。當時，紅六軍團歸隊的官兵只有三千多人，其中還有三百多名傷員，由於幹部大量犧牲和部隊曾被打散建制已不全；第二軍團由於“肅反”擴大化，基層連隊的黨團員和政治幹部也非常缺乏。“我們誰也離不開誰！”在沒有得到臨時中央局同意的情況下，紅二、紅六軍團還是迫不及待地建立起統一的指揮機構。第二軍團軍團長賀龍曾是南昌起義的總指揮，第六軍團的軍政委員會主席任弼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於是，兩個軍團近八千名官兵熱烈擁護賀龍和任弼時的統一指揮。“會師，會師，我們見到老師了。”在賀龍的眼裏，紅六軍團是來自中央蘇區的部隊，是誕生於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部隊，他們具有豐富的建軍和作戰經驗。爲此，賀龍向紅六軍團要了數名優秀的幹部擔任紅二軍團的師團政委。
第二、第六軍團所在地是一塊縱橫不過一百公里、僅有十萬人口的荒涼地帶，這裏無法養活八千人的紅軍隊伍。因此，兩個軍團統一指揮後作出的第一個決定就是：離開這裏，到湘西尋求發展。在紅軍官兵的大會上，賀龍說：“六軍團的同志們來到我賀龍這裏，想好好休息一下打雙草鞋，這個要求不過分。但是，我們這塊根據地是新開闢的，還不鞏固。可靠的根據地在哪裏呢？”賀龍抬起一隻腳，用手裏的竹菸袋杆敲了敲他的草鞋底，然後大聲說：“根據地在我們的腳板上！”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中央紅軍突破了瑞金蘇區南端的粵軍防線，正緩慢地行進在廣東北部的大山中，而第二、第六軍團這一天則從南腰界出發，開始向湖南西部的永順、龍山和桑植地區開進。
這支八千人的紅軍隊伍由熟悉地形的紅二軍團開路，紅六軍團跟隨在後，他們沿着湖南、湖北和四川三省的邊界一直向北，一度進入了湖北的來鳳縣境內。在確定敵人已經從各個方向開始向湖南北部集結時，他們突然將行軍路線折向東，重新進入了湖南。之後襲擊了湖南西部的龍山和永順兩座縣城，縣城裏的團防根本沒有招架之力，拿紅軍官兵的話講：“打得他們連骨頭渣渣都沒了。”十一月七日，當中央紅軍到達廣東與湖南交界處那個叫城口的小鎮時，紅二、紅六軍團的領導們已經住進了永順縣城一座華麗的老宅之中。這座老宅是國民黨永順縣黨部的辦公地。眼下，在大廳懸掛的那塊“天下爲公”的匾額下，談笑風生的是一羣無比堅強的共產黨人。
第二、第六軍團在風景秀麗的永順縣城開始了難得的休整。
軍團領導在縣城的天主教堂裏召開了幹部會議。紅六軍團政委王震傳達了中央六屆五中全會精神，雖然這一精神表明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是“絕望的進攻”，紅軍很快就要取得“一省和數省”的蘇維埃革命勝利，但博古的這些話顯然與中央紅軍放棄根據地開始大規模軍事轉移的現實不相符了。會議對中央派來的湘鄂西分局書記夏曦的“肅反”擴大化問題進行了批評，在隨後寫給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的報告中“建議中央撤銷他中央分局書記及分革軍委會主席”的職務。儘管如此，“左”傾的思想依舊影響着這支紅軍部隊，會議作出的決議之一就是：“凡是受到批判的幹部不能擔任主官。”結果賀炳炎團長被撤了職，分配到管理科當管理員去了。會議批判的另一件事與賀龍有關：賀龍曾經利用他在湘西的一些社會關係，把不少紅軍傷病員安置在了政治上比較中立的團防那裏。憑着賀龍的威名，團防不敢怠慢紅軍更不敢出賣紅軍，不少紅軍傷病員得以養好傷回到紅軍隊伍來。可是會議說賀龍的這個做法違反了中央六屆五中全會“要有明確的階級路線”的指示。大部分紅軍幹部對此心裏充滿困惑：紅軍要不斷地機動作戰，天天抬着傷病員肯定不行，如果沒有可靠安全的安置辦法，一旦負傷了不就是死路一條了嗎？
會議僅僅開了兩天就被突然發生的敵情中斷了。
號稱“湘西王”的陳渠珍已派出周燮卿、龔仁杰、楊其昌的三個旅又一個團共萬餘人向永順撲來。
與此同時，第二、第六軍團收到了中革軍委的電報，電報說中央紅軍已經接近湘江，湖南的國民黨軍已被全部調來阻擊，第二、第六軍團應趁此時機深入湖南西北部擴大行動地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