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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8月·松潘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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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此生第一次見到張國燾的確切時間無從考證。但是，根據他們各自的生平推測，應該是一九一八年在北京大學。當時，二十五歲的毛澤東是這所大學圖書館的一名普通管理員，而二十一歲的張國燾不但是這所大學的註冊學生，還是小有名氣的學生領袖。儘管當時他們之間地位不同，但相信他們應該有過來往，因爲他們都同時與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創始人李大釗關係密切。三年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張國燾後來這樣記述了那時他眼中的毛澤東：
是一位較活躍的白面書生，穿着一件布長衫。他的常識相當豐富，但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瞭解並不比王燼美、鄧恩銘等高明多少。他在大會前和大會中，都沒有提出過具體的主張；可是他健談好辯，在與人閒談的時候常愛設計陷阱，如果對方不留神而墜入其中，發生了自我矛盾的窘境，他便得意地笑起來。
從現有史料中看，中國工農紅軍大規模軍事轉移前，他們最後一次見面應該是在一九二七年。那時中共中央暫時移到武漢，毛澤東和張國燾共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根據張國燾的回憶，在那次大會上，毛澤東在對中國農民現狀進行了調查之後，提出了開展土地革命、擴大農民武裝、建立農村民主政權的主張。毛澤東甚至說：“矯枉必須過正。”張國燾認爲這句話有些“左”傾，說如果按照你的“有土皆豪”的觀點，你也是湖南一個有土地的自耕農，難道你也是土豪不成？當時毛澤東大笑。但是，張國燾還是對毛澤東領導的農民運動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說毛澤東所做的努力“對中共有極大的貢獻”，他這樣評價了毛澤東要求回湖南舉行農民暴動的要求：“表現了他的奮鬥精神，自動選擇回湖南去，擔負領導農民武裝的任務……他這個湖南籍的‘共產要犯’卻要冒險到湖南去，不甘心讓他所領導起來的農民運動就此完蛋，我們當時很高興地接受了他這個到湖南去的要求。”
毛澤東和張國燾彼此失去信息是在大革命失敗後。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毛澤東去了中國農民中間，張國燾則去了遙遠的莫斯科。兩年後，張國燾回國即被中央派往鄂豫皖根據地，那時毛澤東正率領着一支紅色武裝轉戰於井岡山的密林之中。眼下，在中國西部一條荒涼的小路上，儘管大雨中張國燾的高頭大馬踏起的泥水幾乎濺了毛澤東一身，但是當張國燾看見毛澤東的時候，他立即飛身下馬，兩個人緊緊地擁抱在了一起。
在紅軍官兵的歡呼聲中，兩個人登上了臨時搭起的講臺，講臺是從藏族羣衆那裏借來的一張桌子。毛澤東向張國燾和紅四方面軍官兵發表了歡迎詞，張國燾發表了答謝詞。其間口號聲始終不斷，而“熱烈歡迎張主席”這句口號，讓中央紅軍的官兵們喊起來有些不習慣，因爲他們只知道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是毛澤東，他們暫時還弄不清楚張國燾是什麼主席。
歡迎會開完之後，領導們說笑着一起往村子裏走——“我和毛澤東旋即並肩步向撫邊，沿途說說笑笑，互訴離別之情。”張國燾後來這樣回憶。在他們並肩前行的路上，毛澤東告訴張國燾，他們到達這一帶已經四天了，專門等待張國燾來商量今後的軍事方針。張國燾則告訴毛澤東，說他從茂縣到這裏騎了三天的馬，一路多經藏族聚居區，山高林密，河流湍急。他還向毛澤東描述了他沿途看見的一所石建的教堂，說這座教堂擁有一個很大的養蜂場和一座精緻的小磨房，而常年住在那裏的一個西方傳教士居然運進來了“整箱的金山橙蘋果洋酒”以供享用。
毛澤東和張國燾並肩走在一起的瞬間，被紅軍官兵深刻地記憶在了腦海中。那個溫暖的時刻給予他們的希望與信心，讓他們覺得之前所經歷的所有犧牲都是值得的。
毛澤東和張國燾分別住在了村莊的南北兩端：分配給張國燾的，是這個僅有三十多戶人家的村莊裏最好的房屋——位於村莊最北端的一間店鋪，櫃檯裏面是他休息和辦公的地方，櫃檯外面是他的隨行人員的住處。而毛澤東和他的妻子賀子珍住在村莊最南端的喇嘛廟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