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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在喇嘛廟裏舉行了歡迎酒宴。毛澤東、張聞天、朱德、周恩來、博古和劉伯承等都出席了宴會。燉得很爛的雞肉和牛肉,大量的米麪食物,還有用大罐子裝的酒。依舊先是相互的敬酒辭,然後是隨意的閒聊說笑,都有意迴避着之前在來往電報中針對今後軍事方針的不同意見。當然,不免要提到的雙方現有的兵力,周恩來說中央紅軍有三萬人,而張國燾說紅四方面軍有十萬部隊——“周的誇張程度比張的要大得多。”美國記者索爾茲伯裏說,“雙方都保守祕密,都不坦率和公開。”——其時,中央紅軍的實際兵力約在兩萬人左右,而紅四方面軍約有八萬人。
有意迴避着敏感的話題,反而使喧鬧的宴會顯得有些空洞。毛澤東照例拿“是否喫辣椒是革命與不革命的標誌”開着玩笑。
毛澤東這個喫辣椒的湖南人,將喫辣椒的問題,當作談笑的資料,大發其喫辣椒者即是革命者的妙論。秦邦憲[博古]這個不喫辣椒的江蘇人則予以反駁。這樣的談笑,固然顯得輕鬆,也有人譏爲詭辯,我在悠閒談笑中則頗感沉悶。
張國燾已經感到了無形中的隔閡。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在昨晚舉行酒宴的那座喇嘛寺廟裏,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了,史稱“兩河口會議”。
會議由張聞天主持。首先由周恩來根據兩軍都已經離開自己從前的根據地,現在紅軍迫切需要建立一個新的根據地的現實,闡述了選擇新的根據地的必要條件和今後紅軍行動的戰略原則。周恩來強調,新的根據地的選擇方向和地域要有利於紅軍的作戰和生存,而目前紅軍所處的地域顯然不符合這樣的原則。關於戰略方向問題,向南、向東和向西都不利,應該選擇向北,向川、陝、甘方向發展。周恩來的發言實際上代表了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的意見。
毛澤東在發言中針對紅軍爲什麼要選擇北進作了闡述。他首先說共產國際曾經有電報指示,要求紅軍靠近外蒙古地區。張國燾問:“共產國際什麼時候有這個指示?”張聞天回答說:“大約在十個月之前,中央紅軍還沒有離開瑞金的時候。電報說,中國紅軍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可以靠近外蒙古。”然後,毛澤東繼續說,寧夏是富裕地區,敵人在那裏的防守比較薄弱。雖然共產國際的指示“已時隔多時”,但應該相信他們“仍會從外蒙古方向來策應我們”。根據張國燾的回憶,毛澤東接下來的發言“富於風趣但又非常沉痛”。風趣是因爲毛澤東說:“爲什麼我們要到寧夏去?主要是蔣介石的飛機大炮厲害……他耀武揚威地找我們打,我們不中他的詭計,偏不和他打。我們不動聲色地跑到寧夏去,背靠着外蒙古,看他還有什麼辦法?我們有的同志不肯老老實實地承認飛機大炮的厲害,現在我們只有變個戲法,也到外蒙古去弄點飛機大炮,來回敬蔣介石。”而沉痛是因爲毛澤東說:“打開窗子說亮話,我們是有被消滅的危險的。”如果在寧夏不能立足,那麼就得通過沙漠到外蒙古去,以留下革命的火種以圖再起。
毛澤東所說的“到外蒙古去弄點飛機大炮”,指的是在中國紅軍遭遇嚴重困難的時候,要爭取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這在當時是個合乎邏輯的想法。由此也可以解釋中央紅軍自離開中央蘇區以來,爲什麼始終堅持向西北方向轉移。
張國燾的發言,是兩軍會合後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第一次發言,因此大家聽得很認真。出乎與會者預料的是,張國燾並沒有堅持反對北進。他在詳盡介紹了西北地區和紅四方面軍的情況後,提出了他的三點設想:一是以西康爲後方,向川北甘南發展,即“川甘康計劃”。優點是便於執行,但是沒有可靠的後路;二是到陝甘北部,奪取寧夏爲後方,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北進計劃”,優點是機動餘地大,但是後路也不好;三是到蘭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帶發展,以新疆爲後方,即“西進計劃”,優點是可以利用新疆當局親蘇的立場,缺點是距離中國內地太遠。張國燾最後的表態是:最好執行第一個計劃,先在川康地區立下腳來;如果不行再考慮西進,因爲到新疆去得到蘇聯援助的可能性大,蔣介石的軍隊也不容易進入那裏。
會議一直開到中午。絕大多數與會者都贊同周恩來代表中央和軍委所作的報告,討論基本在北進計劃的框架內進行着。最後,會議形成了一個決議,即《關於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戰略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