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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的十道還只是一個虛擬的監察區，但權力卻實實在在凌駕於州縣之上。武周朝結束以後，到唐玄宗時期，道由最初的虛擬區向實體行政區轉化。到了唐代後期，道與方鎮合二爲一，成爲凌駕於州縣之上的地方最高行政機構。御史的權力也越來越大，成爲一方諸侯，擁兵割據。
或許是武則天疑心太重，就連對被她視爲心腹的監察官也始終保持着戒備之心。左右肅政臺可以沒事互相彈劾，巡察使者也是三天一換兩天一調。監察御史猖狂到什麼程度呢？他們可以越過自己的上司，直接上奏皇帝反過來彈劾自己的上司。
在人才的使用選拔方面，武則天雖然有貢獻，但並沒有像有的史學家所說的那樣，有着劃時代的意義。武則天最爲推崇的是科舉，特別是自己親自主持的制科考試。
唐代的科考分爲常科和制科。每年按例舉行的分科考試稱爲常科，而由皇帝下詔臨時舉行的考試則稱爲制科。在武則天統治期間，以常科步入仕途的人數並不多，甚至還趕不上高宗時代。有人認爲，殿試是武則天工作創新的結果，其實不然。殿試，就是由皇帝親臨現場主持制科的考試。
早在顯慶四年（659），高宗皇帝就已經開科八門，並親策舉人九百人。這纔是一個劃時代的舉動，此後制舉就大致按照這個路子發展下去，也開創了帝王親試舉人的先河。既然高宗皇帝掠美在前，也就不存在武則天首創一說。
高宗開啓了殿試的先河，但殿試卻在武則天的手裏發揚光大。或許正因爲如此，史學家纔會堅持認爲，武則天對於科舉考試的貢獻有着劃時代的意義。
制舉由皇帝親下制詔舉行，考官也由皇帝臨時任命，皇帝有時還會親臨考場，考中者就會成爲天子門生。皇帝的學生，前途自然是一片光明。武則天自臨朝稱制開始便頻繁地舉行制舉，平均一年半載總要舉辦一次，頻率高於高宗時代；常科考試卻沒什麼發展，進士平均每年錄取二十人，反而少於高宗時代。
唐代的常舉由禮部官員主持，錄取與否也是由主考官根據考試成績來定奪，考生也大多是應試教育的犧牲品。
唐代剛開始推行科舉，錄取率極低，也沒有謄錄、糊名等規定，很多時候考生場外的表現也在考慮之中。場外表現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僱槍手那是最常用的手段，有錢人甚至可以組成一個智囊團，發揮集體的智慧。
沒有背景也沒有名聲的寒門士子將自己的作品結成文集，託關係走後門，交到朝廷官員或者主考官員的手裏，希望能夠得到他們的賞識和提攜，稱之爲“行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