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叛國罪審判 (第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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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整個下午都在講個不停，其目標就是要把他個人以及他所從事的納粹運動確立爲一種中堅力量，防止德國陷入他所說的“迦太基結局”（迦太基，位於北非海岸線上，公元前146年被羅馬人殘忍地夷爲平地）般的混亂境地。“如果德國人不能從昏睡中清醒過來，意識不到政治問題在這個地球上不是靠一片棕櫚葉就可以解決，而必須靠刀劍來解決，那麼我們就輸定啦。”他指出，建立納粹黨目的就是爲了“在危急時刻拯救德國”。納粹運動爲德國的救贖提出了兩個基本要求：“大腦和拳頭。”大腦在希特勒的夢想宮殿裏就是宣傳鼓動——這是一個通用概念，對於他來說包羅萬象。從他的演講到牆上貼的海報，從穿過市區的遊行到音樂、口號以及他與他的支持者們所穿的制服等，盡在其中（也包括希特勒從觀衆席後面，而不是從講臺後走進大廳的把戲）。宣傳鼓動實際上就是政治的所有外部包裝手段，最適合所有那些想用大腦工作的人去幹。
拳頭則又有不同，它意味着力量、威力、肌肉和使用雙手完成任務。希特勒在聚精會神地聽他發表演講的法庭聽衆面前揮動着手臂，將“我們的納粹黨突擊隊”形容爲“揮舞拳頭的男人”。他們的目的，希特勒堅決宣稱，不是採取軍事行動，而是保護納粹黨和他們的聚會免受由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組織的類似“會場保衛隊”的攻擊。“每一個德國人都應該有權堅持他所信奉的理想，揮拳擊倒那些動手阻止他前進，或者阻止揭示真相的人。”這等於是口頭上恬不知恥地贊同了20世紀20年代政治活動中出現的充滿暴力的混亂局面，事實上也是對後來多年街頭混戰的一次準確預言。希特勒痛快淋漓地以戰鬥姿態慷慨陳詞。他聲稱“種族問題”（他將這個問題與“馬克思主義問題”混爲一談）是德國面對的“最嚴重最深刻的問題”。要想解決這個問題“不能依靠政府官員，只有依靠能夠喚起民族熱情的人物”。這種具有熱血情懷的人，當然就是希特勒本人。“凡是我知道自己有能力去做的事情，我一概拒絕謙虛。”希特勒曾這樣說過。
爲了使他的激進解決方法能夠被衆人接受，希特勒不得不把問題用激進的語言進行陳述。問題在於現存德國政府是不合法的，還有那些曾在1918年革命中背後捅刀的“十一月的罪犯們”，以及他們當前的繼承者們。那次革命本身，在希特勒看來，是“一次惡劣的犯罪”——主要因爲它是由社會黨人領導的。1919年夏季在一次制定並通過《魏瑪憲法》的制憲會議上魏瑪共和國得到肯定，而且在過去五年中，魏瑪共和國經歷過多次選舉。但在希特勒的眼裏，魏瑪共和國的合法存在權力從未經過公民投票的確認。“對於我來說，”希特勒在法庭上表示，“1918年革命並不存在。”他認爲在現任政府的領導下，德國的“發展及卓越程度已遠遠地落後於三十年戰爭期間”。1618年至1648年間，三分之一的人口遭到屠殺（或死於戰爭帶來的疾病）。凡是在學校裏學過這段歷史的德國人無不對此感到痛心疾首。作爲當前政權非法的證據，希特勒說道，你只要看一看下述情況就夠了：議會制政體（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並未能夠解決包括通貨膨脹，外強入侵和飢餓（“人們迫切需要麪包”）在內的各種國家難題。他聲稱“多數人的決定都是無力的決定”33。他表示就是由於這個原因，他決心廢除當前政治體系，用“一個民族主義的，徹底反議會制的國家政府”來取而代之——這等於非常明確地承認了叛國意圖。
然而，希特勒拒絕了對他犯有叛國罪的指控。爲了辯護，他開始發起攻勢。希特勒指控他的原告，巴伐利亞州的刑事訴訟證人卡爾、洛索和塞瑟爾犯有叛國罪。“如果我們的整個事業是嚴重的叛國行爲，那麼卡爾、洛索和塞瑟爾則和我們一起犯了嚴重的叛國罪。因爲連續數月我們並沒有和他們談論別的事情；我們談論的都是今天把我們送上被告席上的事情。”
希特勒不僅沒有否認他在暴動中扮演的角色，反而喜歡這個角色，並抓住機會嘲弄那些躊躇不決的人。他無情地抨擊卡爾是一個“沒有拳頭的人”，他“可以發起戰鬥，卻從不一戰到底……戰鬥開始的那一刻，他就會嚇得不知所措”。這場暴動，希特勒爭辯道，就是一場聯合演習。但是這支隊伍中只有一半人準備好奮起出擊（希特勒和他的朋友們），而另一半則由於惶恐不安而無所作爲（此處指卡爾、洛索和塞瑟爾）。“他們就像是在起跳前失去勇氣的馬一樣，”希特勒辯解道，“我們必須鼓勵他們奮勇向前。”
希特勒嘲弄了執政三雄在使用武力而不是僅僅施加政治壓力這一問題上吹毛求疵的做法，因爲當時他們要在柏林建立一個執政委員會。“一些人試圖這樣解釋（這種情況）說：‘當然，接管是我們的目的，但我們並不想動用武力，而是要通過施加壓力來達到這個目的；施加壓力過程中也包括一些武力，但我們不是動用武力……這是政變，但不是到目前爲止人們歷來理解的那種政變，而是我們所說的那種政變。’”
此時，希特勒讓法庭上的每個人都咧着嘴笑了起來。他們明白希特勒的意圖。執政三雄被曬在那裏，顯得十分狼狽。最後希特勒做了個總結：“我只有一點遺憾：當時沒有人告訴我們有關政變的洛索式特別想法……如果澤克特今天去看望（總統）艾伯特先生，並很有禮貌地告訴他說：‘艾伯特先生，這就是我們的分歧’，那樣我們認爲也很正常。我們不會動用武力，但這些分歧不是你能解決的。門就在那裏。然後你可以說：沒有動用過任何武力。”
法庭上爆發出一片鬨堂大笑。奈德哈德此時表現出少有的掌控法庭場面的勁頭，高聲喊道：“這裏不是劇院！”哦，可它確實變成了劇院。希特勒就是他自己所演的戲劇裏的主角。他將一場針對他的叛國罪起訴轉變成了政治表演審判，只不過所有的角色都弄顛倒了。
希特勒還展開了一場“是他們讓我這樣做的”辯護。“卡爾、洛索和塞瑟爾讓我相信他們隨時準備出擊，”他陳述道，“他們甚至還和我們研究了整個計劃的細枝末節。巴龍·奧夫塞斯（卡爾的代表）對一小羣人說，卡爾正手持導火索坐在炸藥桶上。”除此之外，希特勒又補充道，太陽底下的每個人都期待着一次政變。“人們從房頂上呼喚着它……當時民衆的普遍情緒就是：救世主最終肯定會出現。”希特勒特意向法官說道：“尊敬的先生們，我請求你們設身處地考慮一下我們的心理感受。一場事變已不可避免，我們的人民在問：‘我們什麼時候行動？我們什麼時候把柏林的那幫人趕出去？’”希特勒反問道。如果執政三雄的雙手真的那麼幹淨，卡爾爲什麼沒有在希特勒作爲非正式獨裁者執政的第一天逮捕他（希特勒曾在蘭茨貝格監獄與埃哈德進行的五個小時的談話中也提出過同樣的問題）？“當然了，他本應該親自來找我，或者派一位警察來，對我說：‘希特勒先生，你被捕了。’這本應該是他的分內職責……把所有這樣的人（計劃暴動的人）關押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