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聖經 (第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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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聲稱，他的那部著作“不是寫給陌生人的”，而是寫給那些忠心耿耿、甘灑熱血的“運動支持者”的。但是他也說過，他決定要爲“所有的時期”制定基本的政治信條。這幾乎不是在談論黨內文件。6相反，希特勒似乎在把他的話語刻在石頭上，使之永垂不朽。即使希特勒是在蘭茨貝格監獄裏寫他那部論著，在他看來，其著書立說之舉卻具有《聖經》般的莊嚴氣度。就像上帝的神聖話語從上天傳來，將最後的智慧傳授給信使摩西一樣，希特勒正在將他在動亂年代的閱讀、演講內容寫下來，集結成書。他既是上帝，又是信使。希特勒的思想大多來源於他人，但是他對於各位學說創始人卻沒有表示出絲毫的尊敬。他在書中表現出的卻是一種傳播神諭真理的《聖經》般至高無上的語氣。

用《聖經》的話語來說，希特勒在打字機前度過的那四個月相當於他在荒原中度過的40天。就像耶穌（據《聖經》福音書記載）以清醒的自我意識和獻身精神走出沙漠，擺脫其魔鬼般的誘惑一樣，希特勒則擺脫了內心世界中的流放，擺脫了由失敗與嘲諷所造成的痛苦。他從此更加明確堅定地認清了自己的命運，意識到自己有能力使德國走出痛苦的深淵。當時希特勒是否預料到遠離動盪的政壇，迫使自己思考、寫作那幾個月的親身經歷將會使他的頭腦變得更加清醒，目前尚不清楚。但事實上確有這樣的效果。

希特勒將自己的粗淺政治直覺改造成了連貫系統（即使還顯得極爲寬泛）的政治信條。與此同時，希特勒也把自己改造成了他本人政治信條最忠實的信徒。歷史學家休·R.特雷弗-羅珀在1953年發表的那篇有名的文章《希特勒的思想》（The Mind of Adolf Hitler）7一文寫道，希特勒“不擇手段的系統化整合能力”源自他在蘭茲貝格監獄關押期間“使思想意識確定成形的那段親身經歷”8。希特勒在要塞監獄牢房裏一頁又一頁地寫作《我的奮鬥》（當時只稱爲“我的書”或“我的著作”）期間，也正是他的大部分思想意識確定成形的時候。希特勒表示“我對於從前僅憑直覺理解的許多事情終於有了明確清醒的認識”。

希特勒後來回憶說，在這個時期他的學識和理解能力大有提高，“使我的思想觀念具有一種水到渠成般的歷史底蘊”。概括來說，他發現了一些“事實”可以支持自己的偏見，並使他相信他在一切事情上都完全正確；他的自我信念不再“可能被任何因素所動搖”。在他的心目中，這便完成了他由一個鼓手——主要的宣傳鼓動者，向領導者的轉變過程。可以說，這一時期希特勒發生了重大變化，最終成爲一位不把德國掌控在手中就決不罷休的人物。這也是朝着自我合法化邁出的最後一步。在希特勒的履歷中看不到這種思想文化上的轉變證明。

希特勒當時也在忙着塑造偉人形象，而他本就是偉人形象的匿名候選人。他非常強調“人格魅力”在政治變革中所具有的極大重要性。“人格魅力是無法替代的，”他寫道，“那不是呆板訓練的結果。那隻能是承蒙上帝的恩惠天生具有的優點。”希特勒所說的“日耳曼民族體制”，需要一種合適的人格魅力。在這種民主體制中，“領導人是選出來的，但卻擁有衆人無條件服從的權威”。這便是元首負責制原則，它可使希特勒一旦大權在握便能掌控一切，無人敢於說三道四。

在實施寫作計劃的初始階段，希特勒將寫作重點放在了報仇雪恨方面。希特勒要向所有對手清算四年多里積累的各種仇怨。他要抨擊曾經跟他作對的所有社團企業人物、左翼政治力量和政府官員。但是到了5月末，希特勒開始漸漸放棄報仇雪恨主題，形成一種自傳式寫作框架。他開始將思想意識融進自傳敘述當中。貝艾爾和普洛金格指出，此時希特勒正處於“狂熱偏激的黨派領導人與思想意識理論家的交接面上”。後來希特勒漸漸地向理論家方面靠攏。9爲了突出他本人的政治哲學家合理地位，希特勒不得不對自己的個人經歷加以粉飾，有時甚至是加以過度地美化，以適應他正在爲自己樹立的嶄新形象。希特勒出生在靠近德國邊境的一個奧地利小鎮上。就連自己的出生地這一點在《我的奮鬥》開篇第一句中也發揮了作用，因爲希特勒據此聲稱自己是順應天意的天之驕子。希特勒幾乎以與前五頁開篇段落相同的語言寫道：“命運居然把因河（Inn）河畔的布勞瑙選爲我的出生地，今天在我看來這是天意。因爲這個小鎮就位於兩個日耳曼國家之間的邊境地區。我們年輕一代已把竭盡所能統一這兩個日耳曼國家視爲自己的終生目標。”歷史學家克肖指出：“他幾乎帶有神祕色彩地相信自己與命運同行……此種信念便始於這一時期。”10

希特勒在敘述自己早年在維也納的人生經歷時，把它寫成了一篇微型教育小說。那個時期他時運不濟，給他留下深刻教訓。結果使他不可避免地恨上了講多種語言的立法機關（一夥打着手勢的瘋狂人物……聲嘶力竭地喊着各種調門），恨上了多種族國家、馬克思主義和猶太人。這部自傳體著作已經契合了未來的政治路線。希特勒聲稱，他第一次看到身穿寬袖長袍的東方猶太人時（這是猶太人嗎？這是德國人嗎？）就發現自己擁有反猶太主義立場。這一發現帶有一種閱歷不深者在國外看花眼的味道。隨後他又恍然大悟般地認識到，社會民主黨（在希特勒看來同馬克思主義者並無兩樣）“由猶太人把持着”。11根據希特勒的回顧，他在一處建築工地上同工友們發生的嚴重分歧暴露出社會黨人的專橫無理。他們“使用……恐怖與暴力手段”，強迫他立刻離開建築物，否則就把他扔下腳手架。12無論真實與否，這樣敘事有助於增強講故事的效果，而不是促使希特勒承認，他書中的一些思想就摘自他在維也納骯髒不堪的平民區咖啡館裏閱讀過的一些政治論文和免費報紙。有些歷史學家認爲，實際情況很可能就是這樣。13同樣值得懷疑的是，希特勒聲稱1914年，德國宣戰時他“心情非常激動”，雙膝跪在了地上。14因爲這使他終於有機會爲祖國而戰（是爲德國，而不是爲奧地利）。同樣，希特勒聲稱他決定洗心革面反對猶太人，而且言語之中聽上去大有命中註定要這樣做的意味。這只是結束回顧自身經歷和德國1918年革命的一種最佳方式，其手法之高妙，連小說家也自嘆弗如。

在監獄裏，希特勒眼下具備近乎十全十美的條件來完成他給自己制定的任務。卸去了納粹黨領導職務，前來探望的客人數量也減少了。在這種情況下他可以在10月1日——假釋日期到來之前計劃寫完自己的著作。他在腦海裏深入挖掘各種素材，在要塞監獄狹小的囚室空間裏深居簡出，靜心寫作，從廣泛閱讀過的世界史那散漫的知識結構中梳理篩選可用的材料。各種各樣的材料在腦海裏閃現出來。他一路採擇，左右權衡，把那些可以用的“馬塞克石頭”（他喜歡這樣稱說）拼裝起來，自成一體。政治學者芭芭拉·岑普芬尼格認爲，希特勒引用了大量的思想資源，具體來源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其中有叔本華和尼采的意志形而上學理論；卡爾·豪斯霍費爾和弗雷德里希·拉策爾的地緣政治學；亞瑟·德·戈比諾，休斯敦·斯圖亞特·張伯倫以及保羅·德拉加德的反猶太主義和種族主義理論；托馬斯·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查爾斯·達爾文的適者生存理論；古斯塔夫·勒龐的羣體心理學；當然，還有卡爾·馬克思的理論學說。希特勒也援引了《猶太人賢士議定書》等陰謀論學說。他借用了後斯賓格勒時代提出的多種歷史理論，比如反現代主義、反自由主義以及反資本主義理論；涉獵過晦澀神祕的宇宙理論，也吸收了有關“保守革命”的思想。希特勒是一位浮躁的通才，他認爲只要將盜取來的思想文化成果重新拼裝組合，新的理論體系就會具有一種內在的統一連貫性，體現出宗教信仰般的強大力量。“他引用過的理論學說幾乎都不是原來的樣子，”岑普芬尼格寫道，“他只是摘取可以利用的部分，將其安放在他早已制定出的思想框架內。”15

他幾乎從未說明哪種理論學說出自何人之手。如果表明他的思想理論來源，那就會削弱他那種上帝般話語之音的效力。希特勒習慣於在衆人面前以無所不知的語氣發表演講。爲何要在書中改變這一點呢？他在《我的奮鬥》中解釋說，只有運用得簡練，“口頭語言的魔力纔會發揮到極致”。一個敵人，一個思想，一個解決辦法（希特勒的敵人是猶太人；他的解決辦法就是將他們斬盡殺絕）。16同樣，在一本書中，如果對一個人的思想進行復雜解釋，或者進行比較闡述，只能削弱影響效果，分散讀者的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