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聖經 (第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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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希特勒所寫的《我的奮鬥》文筆散漫,時有離題軼事穿插其中,這本書還是爲他以後的行動提供了清晰線索。數十年間《我的奮鬥》被戰後評論者斥責爲充斥着“矯飾術語”17的大雜燴,“混亂平庸”18之作,對個人生平“膚淺得意的敘述”19之作。的確如此。但是對於那些心甘情願把書中支離破碎的內容進行整合解讀的人來說,希特勒的這本著作所表述的世界觀使後來發生的所有事情均具有特定含義,而且理解起來也容易多了。歷史學家艾伯哈德·雅克爾寫道:“在歷史上很少有統治者在執掌大權以前能像希特勒那樣,把自己在執掌大權以後要做的事情非常準確地以書面文字的形式描述下來。”20在四個月的時間裏,希特勒利用四年來的演講內容,以及在法庭審判時他本人所做的冗長髮言陳述,終於提出了一種政治信條的大部分內容,而且至少擁有一定的結構框架和邏輯性。這種政治信條在多大程度上導致後來建立了奧斯維辛集中營,一直是歷史學家們熱烈爭論的話題。
希特勒的思想文化出發點具有預言啓示論性質。他認爲,西方文明,尤其是德國面臨着衰敗局面。1918年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發表成名作《西方的沒落》,此書立刻成爲暢銷書,影響很大。在深受《西方的沒落》書中悲觀論點影響的社會氛圍中,希特勒打出了“文化絕望政治”這張牌。歷史學家弗裏茨·施泰恩把當時流行的社會情緒描述爲“文化絕望”。作家亞瑟·莫勒·凡·登布魯克提出,德國應在東方共產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之間選擇一條“特殊道路”。他爲這條特殊道路發明了一個新名稱:第三帝國。在他的建議影響下,當時那種動盪不定的政治環境爲希特勒拋出的虛張聲勢的社會預言和拯救方略提供了理想的社會條件。施泰恩寫道,他提出應該立刻“從悲觀絕望狀態飛越到烏托邦”。21在希特勒看來,只有採取激進措施才能止住崩潰的頹勢。第一次世界大戰使歐洲搖搖欲墜,整個現行社會秩序受到了可怕戰火中唯一贏家——馬克思主義的威脅。俄國革命表現爲一場殘酷的反常運動,仍自稱爲是一場世界革命。德國便是其下一個攻擊目標。列寧和托洛斯基公開將德國稱爲未來的勝利戰果。托洛斯基引用過列寧在1918年說過的這樣一句話:“如果不在德國取得革命勝利,我們註定要遭到失敗。”22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道,馬克思主義的這種威脅受到布爾什維克的操控;他們是“一羣猶太作家和股市竊賊”。23馬克思主義病毒已經通過社會民主黨(最大的政治黨派)和共產黨人(儘管數量少得多,但在全國大選中仍佔有10%的選票)感染了德國。敵人已經跨進了大門。
對抗上述破壞力量的唯一對手,在希特勒看來(他在書中也認爲)就是團結統一、血統純正、時刻準備戰鬥的國家。實際上,戰鬥是大自然在清理、成長與生存方面的當務之急。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道:“鬥爭從來都是提高物種健康水平與抵抗力的手段,因此也是向更高階段發展的一個動因。”24國家的力量取決於對種族的理解。只有純正的種族,沒有受到外界因素侵擾而退化的種族,才能奮起戰鬥,並且取得勝利。因此,必須提高民族(種族)意識,消除任何不純正因素(即猶太人)。希特勒聲稱,無論他們怎樣努力,猶太人絕不會成爲德國人(或其他任何民族)。希特勒寫道,他們聲稱只是一個“宗教羣體”,那是“第一大謊言”。他們是一個種族,這種情況不會因地理因素所改變(比如世代生活在德國),不會因語言因素而改變(比如只講德語),甚至也不會因宗教歸屬而改變(比如皈依基督教)。作爲一個種族,猶太人永遠是猶太人(德國人永遠是德國人)。對於希特勒而言,同猶太人做鬥爭是真正的宗教事業。他寫道:“在抵制猶太人方面,我在替天行道。”25
《我的奮鬥》一書中的上述分析大部分建立在對嚴肅科學過於簡單的解釋之上。希特勒把人類同動物及其毫不掩飾的交配習慣相提並論。他還提出了貌似有理的種族劃分類別,比如“創造文化的種族”(雅利安人)、“維持文化的種族”(日本人)和“毀滅文化的種族”(猶太人)。這種劃分的方式只是一種方便的排序方式,缺乏嚴肅的科學依據。但是對廣大讀者與聽衆而言,卻很有說服力,別看它具有僞科學色彩。希特勒世界觀的基本要點,總括起來最終意味着一種政治制度,而且贊成開展三種大規模的行動:對西方開戰,對俄羅斯開戰,實行大屠殺。這一行動計劃,希特勒一直堅持實施到最後。
岑普芬尼格寫道,希特勒爲了使自己的世界觀具有可信性,他感到必須使它成爲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意識對立面,同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一樣複雜具體。例如,針對馬克思強調人在戰勝自然界方面具有主觀能動性,希特勒提出自然規律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它可以左右種族差別,導致種族戰爭。針對馬克思主義以永久和平爲最終目標,納粹主義主張永恆的鬥爭。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是階級鬥爭,而希特勒主義則主張通過萬衆一心的“民族共同體”消除階級差別。馬克思主義者認爲,背離集體生活去創造個人私有財產是原罪;希特勒聲稱,背離由自然決定的種族分離是原罪,會導致種族混合和種族退化。馬克思主張經濟決定論;《我的奮鬥》則抬高人的意志力的地位,認爲它可以產生決定性的影響。26
這些紛繁對立的思想衝突爲希特勒在相對安靜的要塞監獄二樓長時間的離羣索居生活增添了活力。在一個非常溫暖的夏季,希特勒開始減少在花園路面同其他囚犯相處的時間。喫過晚飯後,他也不再向他的追隨者們朗讀書稿段落。克里貝爾和韋伯對此都表示過不滿,但是希特勒對他們解釋說“同前幾章的聯繫中斷了”。赫斯給出的解釋更加通俗:“他不想在晚上朗讀書稿的原因是他想要在9點鐘睡覺。朗讀書稿會使他好幾個小時都難以入睡。”27
與傳言相反,赫斯並沒有根據希特勒的口述記錄書稿內容。多年後伊爾斯·普羅爾·赫斯(她已同赫斯結婚)透露說,希特勒自己“用兩個指頭”在他那臺小打字機上打出了書稿。28但是讓赫斯爲他端茶倒水,向赫斯徵求意見,這對於希特勒來說極爲有利。在希特勒梳理思想、著書立說的過程中,赫斯成了希特勒的第一位讀者,而且更經常地成爲希特勒的第一位聆聽者。希特勒的一些散文作品評論者稱,希特勒的寫作風格向來同他的演講風格一樣。因此,這一寫作特點肯定促使希特勒在把書稿讀給俯首傾聽的赫斯時,自己也非常注意語句的聽覺效果。雖然這樣做也許並不足以保證文筆優美(對希特勒的文筆給予惡評的人很快便看出這一點),但卻使希特勒寫出的語句節奏鮮明,具有分寸感,整體佈局也更有特點,那是一種長文佈局。希特勒用他那臺小型雷明頓打字機一頁又一頁機械地打印着書稿。雖然希特勒講起話來一貫冗長囉唆,然而他卻能在大規模集會上長時間吸引聽衆的注意力,令人稱奇。希特勒肯定認爲同樣的效果也會出現在他所寫的著作當中。他認爲人們會不厭其煩地閱讀他所寫的長篇大論。
希特勒當時已不再對飯後聚集起來的獄友們朗讀自己的書稿,但是經常對赫斯朗讀書稿。“他每寫完一章內容,就直接來找我。”赫斯回憶道。相對來說赫斯受過良好教育,出身於上層資產階級,是希特勒希望擁有的、爲自己詳細記述言行的最佳人選。赫斯身材修長,長着一頭黑色捲髮,兩眼深陷,英俊帥氣,凡事考慮得周到體貼。不過有些人覺得他話語少得出奇,過於整潔,總是帶着忌妒心理捍衛着自己同希特勒的親密關係。赫斯是希特勒身邊的少數核心成員之一,在私下裏可用德語中的人稱代詞du相互問候。人稱代詞du在德語中是一種親密稱呼,只在同家人、孩子和非常要好的朋友說話時使用。29作爲希特勒的禁衛軍成員,赫斯負責將那些愛打探別人事情的好奇者擋在門外。赫斯所起的這一作用在後來的歲月裏愈加重要,致使他於1933年被任命爲納粹黨副元首,成爲希特勒的得力助手。赫斯在監獄中自封的角色當然會引起其他囚犯不滿。他們認爲赫斯神經過敏,待人冷漠。漢夫施丹格爾去蘭茨貝格監獄探望希特勒時注意到,赫斯“在我同希特勒交談時不情願地離開了希特勒的身邊。……只想讓希特勒聽到他的看法,無法忍受希特勒瞭解別人的看法。因此他一貫從中作梗,干擾視聽。”30
作爲希特勒的一名忠實追隨者,赫斯有時是深爲希特勒的書稿所折服,陶醉其中。有一次讀完書稿後,赫斯在寫給普羅爾的信中說,他被書稿的“邏輯性,生動性以及豐富多彩的優美語言”深深地打動了;他不由得“在最後緊張心理得以宣泄緩解之時長舒了一口氣,彷彿剛剛聽完他的一場演講”。希特勒在發表演講時常常以其典型的活力十足的表演來加強語言表達效果。赫斯後來回憶說:“他不斷地顯現出各種表情,打出各種手勢來加強演講效果。”他認爲這種伴隨着語言表達的現場表演是希特勒所具有的諸多魅力之一。“無論做什麼,說什麼,他總是完全保持自己的特色。他無法迴避這一點!”甚至希特勒本人也對自己感到滿意,沾沾自喜,“坐在(赫斯)房間裏的一張柳條椅上,像個小孩子一樣眉開眼笑,面露喜色”。赫斯將其表現稱爲“既有冷酷無情的一面,又有成熟的優越之處和無拘無束的孩子氣一面”,非常奇特。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