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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普通的災情,免稅放糧勉強還能派上用場,最多也就多死些百姓,多一兩個亂葬崗的事。只要災民不揭竿而起,流民人數不過千、不過萬,地方官員倒也不會太在意。
可一旦災情嚴重,波及數路,綿延數載,牽涉到數以千萬的百姓,道上流民以十萬計,那麼這點可憐的應對手段,當然也就遠遠不夠了。那時候的災民,就像已經將堤岸頂出道道裂縫的洪水,隨時都能破堤而出。
所以富弼、韓岡能平平安安地安置下幾十萬流民,纔會成爲人人傳頌的奇蹟,因爲其他人幾乎不可能複製他們的成功,沒有那個能力!沒有那個手段!沒有那個經驗!
也便因爲如此,所以韓岡纔會寫下這本書。其直接目的就是爲親民官們所準備的。遇上大災大疫,到底該怎麼安撫百姓,怎麼防止災民中爆發疾疫,乃至在瘟疫爆發後,該如何處理,都可以參考書上的條款。
不過一人計短兩人計長,韓岡幾年前還是準備自己編訂條目,寫下一個大綱。再向天子加以申請,集合衆人之力來編纂。只是眼下的現狀,韓岡只能親力親爲。一個人閉門造車,粗淺是肯定的,但韓岡還是很有些信心。這信心來自於他本身的聲望,也來自於書中的內容。
另一本新書則是文人的慣例。類似於隨筆,是被稱爲筆記小說的形式。
這個時代,文人總會將身邊的人和事,以及一些道聽途說的傳聞,加以記錄,最後編纂成冊。有的說玄怪,有的說歷史,有的記錄言談,有的描寫人物,甚至也有記載制度、政事的筆記。更多的筆記則是以上幾項的集合,也就是雜記。韓岡的書架上,這樣的書就有不少。
《世說新語》算是早期的筆記,唐時的有牛僧孺的《玄怪錄》,段成式的《酉陽雜俎》,劉肅的《大唐新語》,五代有孫光憲的《北夢瑣言》,而進入宋代後,則爲數更多,比如陶谷的《清異錄》,錢易的《南部新書》,楊億的《楊文公談苑》,歐陽修的《歸田錄》,這些書多達數百卷,佔了整整一面書架。
即使在後世,這樣的著作也很受歡迎,甚至流傳極廣,同時更是極爲重要的史料。韓岡前世不研究歷史,但他走南闖北,消耗在路上的時間很多,旅途上總得有些打發時間的東西。就像沈括的《夢溪筆談》,他就曾經翻閱過——雖然現在還沒有成書的樣子,而韓岡本人也記不清其中的條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