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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件和徽州絲絹案的風格如出一轍，通過豐富的細節來考察某一個切片、某一個維度。這些都是具體而微的細節，但恰恰從這些“小”中，我們才能真切地見到“大”的意義。它就像是一臺顯微鏡，通過檢驗一滴血、一個細胞的變化，來判斷整個人體的健康程度。
這就是爲什麼我給這本書起名叫《顯微鏡下的大明》。我相信，只有見到這些最基層的政治生態，才能明白廟堂之上的種種抉擇，才能明白歷史大勢傳遞到每一個神經末梢時的嬗變。
張立憲在評論著名紀實文學《巴黎燒了嗎？》的兩位作者時說：“真正的敘事高手從來不用定性或裝飾性質的字眼，而是把得出結論的權利和快樂留給讀者，這一點拉萊·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爾也做到了。”我對這句話心有慼慼焉，因此也效仿先賢，在這幾篇文章裏，儘量不去下什麼結論，而是忠實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展現出來，交給讀者自己去判斷。
另外，再次重申，我不是專業學者。
在研讀這些資料時，我發現自己需要學習的東西太多了。幾乎每一處細節記錄，都會產生很多衍生的背景問題。比如說，明代採用兩京制，南京同樣設有六部，但徒有虛名而無實權。在絲絹案初稿裏，相關人等要去戶部上告，我下意識地認爲是去北京戶部。後來在他人提醒後才知道，南京戶部要負責江南稅收，頗有實權。再比如說，在《筆與灰的抉擇——婺源龍脈保衛戰》裏，我算錯了一位縣令的年齡，以爲他是個少年才俊，後來經人提醒才發現自己犯了計算錯誤。
要搞清這些問題，確保細節無誤，你別無選擇，只能去閱讀大量的資料和研究論文。
這些論文旁徵博引，推論嚴謹，運用史料的方法更是精妙。每一篇論文，都着眼於解決一個或幾個小問題，正好能回答我對某一處細節的疑問。許多篇論文匯總起來，就能在一個方向上形成突破，形成獨特的創見。讓你撥雲見日，豁然開朗。在研讀過程中，你能夠清晰地感覺到所謂“學術共同體”的存在，他們彼此支援、借鑑與啓發，一個學術成果引出另外一個，環環相扣，衆人拾柴，最終堆起了一團醒目的學術火焰。
其實很多我們覺得驚豔或罕有的歷史再發現，在學術界早就不新鮮了。比如徽州絲絹案，研究它的學者很多，並不是什麼新奇的突破。只可惜學術與大衆之間有高大的藩籬，彼此不通，這才讓如此生動的故事被冷落良久。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只是一個轉述者、一個翻譯官。我的職責，只是把原始史料和諸多學者的成果總結出來，用一種比較輕鬆的方式分享給大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