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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個例子。崇禎時廣州府有一個糧道吏職出現空缺，一個叫劉俸的吏員垂涎已久，但是資歷差一點。他遂買通了吏房書手，偷偷修改了自己的申報材料，把最關鍵的一個日期“五月二十八日”塗抹成了“九月二十八日”。幸虧當時的推官心細，查了官府裏的原始檔案，發現日期對不上，這才查獲弊案。
書手落筆一字之差，甚至能左右官職的選拔。可以想象，他的尋租空間該有多大。陶成靠着手裏的這點權力，沒事收取一些常例賄賂，日子過得不亦樂乎。
四年之後，也就是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一個叫陳佐的人也加入彭州縣衙，在戶房擔任算手。
戶房和吏房並稱兩大要害機關。戶房管的是錢糧稅賦之事，日常業務涉及大量繁複計算。陳佐腦子靈活，數學好，對於數字得心應手，很適合這個職位。
和吏房書手一樣，戶房的算手也有能力掌控着別人的命運。他只消在賬簿上做一做手腳，一戶農民便會生不如死。比如萬曆年間的濟南府，曾有一戶劉姓人家，得罪了當地算手。納稅之時，算手硬把他家六畝三等瘠田劃成了一等上田，結果概算下來，要繳納的田稅翻了一倍，一家人只好上吊了事。想避免這事？很簡單，拿銀子來餵飽便是，可見這其中的尋租空間也不小。
書手和算手都是胥吏的一種，他們沒有官身，不算體制內，薪俸也不納入國家財政開支。可是這些人把持着具體政務，又是本地人，比上官更熟悉地方情形和法令文牘，很容易從中做手腳，有時候日子過得比主官還滋潤。
尤其嘉靖年間，對胥吏來說正是個好時候。在這之前，胥吏都是有名額限制的，可到了嘉靖年間，突然掀起了一陣擴編熱潮，胥吏人數陡增。有人曾抱怨說：“衙門吏胥，原有定額。今郡邑吏想如故，胥較前增十倍不止。朝穿青衣而入，暮各持金而回。”可見其盛況。
陶成和陳佐的入職，即得益於這個大背景。
這兩個人爲了能放心舞弊，不約而同地拜了縣衙裏的屠主簿當靠山，就此相熟。吏房和戶房本來聯繫就比較緊密，兩個人很快勾結到了一起，沆瀣一氣，其所作所爲，用後來官府判決的話說就是：“各結攬寫法，討錢使用。”
怎麼個討錢使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