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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易法”剛出臺沒多久，蘇軾就曾上書王安石，並陳述了以上弊端，許多官員也對變法頗有微詞，司馬光也在其中。但王安石非但不聽，還以“人言不足恤，天變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爲由，令近臣蔡京等人將神宗擋在了變法的輿論之外，屏蔽了朝內上下反對的呼聲。
王安石變法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實施中卻有不周全的地方。不過司馬光的反對，也有其刻板的一面。在司馬光看來，治理天下就好比對待房子，壞了就加以修整，不是嚴重毀壞就不用重新建造。改革要穩妥，因爲“重建房子，非得有良匠優材，而今二者都沒有，要拆舊屋建新房的話，恐怕連個遮風擋雨的地方都沒有了”。司馬光的這些觀點未免迂腐，但這也是時代和社會給士大夫的心理束縛，在所難免。
一開始，司馬光只是對新法持反對態度，後來才用激烈的言辭彈劾王安石。兩人由莫逆之交，發展到互相攻擊，用司馬光的話來說，兩人最後的關係便是“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的死對頭，在無休止又無效益的爭論中同歸於盡。王安石戴上“熙豐小人”的帽子被千夫所指，司馬光則作爲反對王安石的元祐（宋神宗之子宋哲宗第一個年號）守舊黨，背上了“元祐奸黨”的罪名。
司馬光用一輩子維護了帝王宗法，卻落得罵名，然其政治生涯，也不見多麼痛快。王安石下臺了，司馬光最後也下臺了。一場天翻地覆的變法，就在二人面紅耳赤的爭鬥中結束了。
宋太祖誓不殺大臣和言官的原因何在
歷代帝王能真正做到虛心納諫、從善如流的人是少之又少，宋太祖便是其中的典範之一。
據陸游的《避暑漫抄》記載，宋太祖在建隆三年，即公元962年，曾立下祕密誓約。誓約裏的內容共三條：一是“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二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三是“子孫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誓約中明確指出宋朝皇帝不得殺大臣和言官，否則必遭天譴。此誓約自宋太祖設立開始，便通過祕密方式由一代代帝王不斷向下傳承和延續，直到北宋末年才被公佈於世。
宋太祖立下的“祕密誓約”在整個北宋歷代都得到了相當嚴格的執行，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應。正如誓約所說的那樣，宋朝正直的官員受到了很好的待遇，極少被殺，所受的最重的處罰也不過是流放海南島。就算是在士大夫受懲最多的宋高宗三十六年，宋高宗也僅開三次殺戒。宋太祖這一不殺大臣和言官的“祕密誓約”，可以說爲整個封建君主專制時代帶來了一股清風、一縷陽光。宋太祖的寬容和開明令後人稱頌。
欣喜和稱頌之餘，我們是否應該仔細思考一下，當年是怎樣的原因促使宋太祖立下“祕密誓約”，不殺大臣和言官？
設立“祕密誓約”主要緣於宋太祖的個人素質和政治遠見。身爲一朝君主，通過對之前各朝各代的發展情況做了認真的分析和研究後，他深知虛心納諫、疏通社會輿論渠道的重要性，並將其及時地落實到具體的行動之中。於是，立下“祕密誓約”，通過這種非正式制度的方式，增大約束力，以保障“徵言納諫”不流於紙上，而真正得到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