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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道爲官清廉，生活儉樸。後唐莊宗時，馮道任翰林學士，其父去世後，馮道回鄉丁憂。當年莊稼歉收，馮道便把自己的俸祿拿來賑災，地方官贈送的糧食布匹也一概不收。
馮道不好女色，濟世爲懷。遼滅後晉時，馮道隨耶律德光北歸至常山，見到爲契丹所擄掠的中原女子，便私下出資將她們贖回，寄於尼姑庵中，之後再爲她們尋找家人。
縱使馮道不算英雄，然而他一生經四朝淘洗，相位依舊，無論天下有何是是非非，如何變化莫測，他都穩坐釣魚臺。如果沒有一定的手腕，是沒辦法做到的。
司馬光爲何極力反對王安石變法
宋神宗趙頊在位年間，宋王朝出現嚴重的內在危機。國家亟待改革，這時王安石順勢而爲，讓宋王朝迅速掀起了熙寧變法的改革之風。而此時的司馬光正值青年，在歐陽修的推薦下晉升爲翰林學士兼御史中丞，在改革風中本可以做一番事業，但是他卻與王安石站在了截然不同的立場。王安石的變法，激進革新，忽略了一些傳統固有的情況，幾乎顛覆了趙氏王朝祖宗留下來的所有治國規矩，但在司馬光看來：“先王之法，不可變也。”
站在百姓的角度，司馬光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變法理應減輕農民負擔，但是王安石變法中的許多政策反而加重了農民的負擔，使他們的生活更加困苦。許多貪官污吏利用變法，趁機搜刮地皮，私下做盡壞事。一時間變法大失民心，百姓怨聲載道。
王、馬二人的爭執，就從此處開始。王安石認爲變法可增加財政收入，減少農民負擔，因爲善理財者，可以使“民不加賦而國用足”。但司馬光卻認爲：“天地間物產總有一個定數，不在民，便在官，所謂的善理財只不過是盤剝百姓罷了。”言下之意就是王安石非但沒有減少民之負擔，反而加重了民衆的困苦。
司馬光這樣說也是有根有據的。首先，我們必須要了解王安石變法的內容以及其運行機制。在經濟方面，施行方田均稅法、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軍事上施行保甲法、裁兵法、將兵法、保馬法、軍器監法；科舉選材方面，施行太學三舍法、貢舉法。撇開其他政策不談，單一個“市易法”，就足以表明王安石變法的不足之處。
熙寧五年（1072）三月，國家頒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資一百萬貫，在開封設“市易務”（市易司），在平價時收購商販滯銷的貨物，等到市場缺貨的時候再賣出去。同時向商販發放貸款，以財產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納息二分，以達到“通有無、權貴賤，以平物價”的目的。
乍看“市易法”很像是國家宏觀調控的手段，可是卻與宏觀調控大不相同。宏觀調控管理市場，國家本身是不參與經營的，只是平抑物價。但“市易司”從事的卻是買賣生意，這其中自然牽涉到利益問題。“市易司”雖然不能像商人奇貨可居一樣牟取暴利，但是爲了盈利，在收購和發放時就會有回扣的問題存在。“市易司”本來作爲國家機構存在，如今卻打上了商業壟斷組織的標籤，商人們爲了能從“市易司”那裏獲得收益，就必須賄賂司中官員。如此一來二去，市易司產生了大量的貪官污吏，百姓不僅得不到實惠，反而更加受到政府的剝削。官方經商，竟成了禍國殃民之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