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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曾經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里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爲有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里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
在此基礎上，商君衛鞅也提出他的觀點：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這即是法制思想形成的最重要的依據，即通過制定相關的刑律，讓國民自己“趨利避害”、避免去犯罪，人人遵紀守法，以建立新的穩定的國家秩序——它是具有一定強制意味的，但法律誕生的目的，卻並非是爲了懲罰國民，而是爲了約束國民的行爲，確立穩定的新秩序。
一旦確定了新的秩序，一切就能“有法可依”——因此爲了使世人遵紀守法，法家的法令主張（儘可能的）公平與公正，不允許任何人挑戰法律的權威，因爲一旦法律喪失權威，以法制創建的新秩序將徹底崩潰。
反對禮制，提倡法制，不法古，不循今，與時俱進，這即是法家思想的根本，也是《李悝法》所提倡的根本之一。
在此基礎上，《李悝法》又確定了“食有勞而祿有功”、“賞必行，罰必當”的基本準則。
顧名思義，即「使付出辛勞的人得到食物，使有功勞的人能得到俸祿與賞賜」，這一項，即是《李悝法》對貴族世襲制度衝擊最大的地方，也是魏國在三家分晉後的初期能迅速強大，吸引天下各國人才紛紛湧到魏國的最根本的原因——奪淫民（無功無勞者）之祿，以來四方之士。
除此之外，《李悝法》還主張“重農抑商”，提出“盡地力”和“善平糴”的政策。
盡地力，即鼓勵農民精耕細作，增強產量。
而“善平糴”，即《平糴法》，由國家控制糧食的購銷和價格：政府在豐年以平價收購農民餘糧，防止商賈壓價傷農；在災年則平價出售儲備糧，防止商賈擡價傷民，杜絕“穀賤傷農、谷貴傷民”的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