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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覈定品秩，這是從中朝便開始出現的一股政治潮流。
此前無論魏晉，俱都承襲兩漢以來的秩祿，譬如兩千石大員、四百石卑官，這其中一個鮮明的特色，便是官員的品級與俸祿直接掛鉤，一目瞭然。
但是從後漢諸侯紛爭開始，所謂的政權往往只是地方割據勢力，本身並沒有足夠的集權集財能力，因此官員的俸給往往也都是有名而無實。所以便出現一股潮流，那就是任命官員的時候，往往只是虛名規定一個品秩，而不再直言俸給多寡。
這就造成了朝廷既有明秩兩千石高官，又不乏明品而虛俸的加官。講到根本，其實還是經濟實力。譬如中朝一度濫封以至狗尾續貂，若真要明俸實發，則中朝一年財政所收，只怕都不足支撐滿朝公卿的俸給。
但趨利性是人的本能，朝廷定品而不發俸，官員大權在握，肯定要尋找一個權力變現的途徑，如此則就造成上上下下悖法成風。像是中朝名大一時的豪富石崇，後世人所共知其人所以發家就在於就任荊州刺史之際縱兵劫掠。
很多問題，不能形成章制定例，推及根本，往往是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原因。大梁新朝核定官秩九品十八階，官秩與俸祿直接掛鉤，這在後世看來應該算是基本的操作，但在此世觀來，則就是一種開闢之功。
爲官員覈定品級，發放俸祿，成爲大梁能夠一斷前朝的偉跡之一。這說法看似可笑，但在此世真的是有一種非同尋常的意義。須知後世歷史上，北魏制度創建中所作出的大貢獻如均田制和三長制，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於北魏朝廷發不起官員的俸祿。
食君之祿，忠君之事，在很長時間根本是一個喊不起的口號。這就在於中樞朝廷的集權能力嚴重不足，從而影響到中樞財政，所謂封官授爵，往往只是開出一個空頭支票，具體收利多少便需要看官員具體能力如何。這樣一種粗放的統治模式，吏治自然無從談起。
如今的大梁朝廷，可謂是歷數近代而無有之強勢中樞，單單在控籍民便達到七百萬戶之巨，這還僅僅只是河南、江東、關隴等幾地籍民，至於河北、蜀中等地都還沒有進行系統化的入籍整編。
雖然較之中朝最盛時期仍有差距，但中樞與地方的行政能力與效率遠非中朝可比，最起碼一點是杜絕了地方豪強的上下遮蔽，這就使得洛陽中樞權勢大漲，遠非中朝可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