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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來，覈定官品官秩只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這一點得以確定，又使得朝廷吏治有法可依，雖然未必人人清廉如水，但在反腐倡廉方面，有了更加簡潔高效的操作方式。
中朝官制，還有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便是事權重疊、模糊與氾濫。普遍存在着一種一事多管、令出多門，而往往真正的要務又缺乏管制與監督。
這種現象的形成，也非一時積弊。魏晉俱爲權臣霸府得國，而權臣存在本能就在於模糊事權、儘量的攬權專擅，事權的重疊與模糊，有利於他們將真正的權力攫取、篡奪到手中來。
即便不論魏晉，哪怕追溯到後漢時期，光武帝大隕石術中興創漢，其人一生功業或是值得誇讚，但所留下的這一個東漢朝局，從一開始便是病在胎裏，是建立在王莽新朝躍進之後的一次大退步基礎上。
東漢無明君而不乏名臣，歷代皇帝幾無中興之英明，而所謂的名臣也並非通常意義上的褒義，僅僅只是名氣大而已。所謂漢以強亡，並不是說東漢真的國力強盛到人莫能侮，而是建立在強臣僭主的基礎上。這一點在東漢末年的諸侯割據中，可謂是表現的淋漓盡致。
東漢本身便沒有一個正常的政治生態，外戚、宦官、士大夫交相踐踏弄權。在這個博弈過程中，誰也稱不上是什麼絕對正確的一方，無非黨同伐異而已。
後世三國雖然羣星璀璨，但魏蜀吳無論哪一個，也都只是從流適亂的權力媾和，算不上一種常態的政治構架。並不是因當時人智力不濟，而是世道如此。
大梁新朝既然標榜一斷前朝，那麼無論是前晉新朝，還是更前的魏蜀吳三國，包括東漢政治在內，其實都乏甚借鑑的價值。但是制度的創設，又不能憑空而生，必須要立足於當時當世。所以後世重歸一統的隋唐盛世，便成了現成可供借鑑的模版。
雖然眼下的大梁新朝距離真正的隋唐之世，中間還有着幾百年的跨度。但這中間幾百年，都是戰火紛飛的南北混戰，關於制度上的探索其實可以說是陷入停滯的原地踏步。中間縱有英主一時湧出，提供了一種可以暫作維持的制度模式，但終究不能考慮到南北普羅大衆的切身得失。
幾千年的歷史進程，當中雖有苦難給予了諸夏生民以無盡痛苦，但也不得不說，正是因爲屢次浴火重生的存亡斷續，才使得諸夏得有不斷進步的動力與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