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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城沒有什麼特產，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人物，沒有什麼電燈與自來水。它只是一個平凡的小城。雖然西門外有火車站，而且附設着修車廠，可是僅足以教關廂灑滿了機油和煤渣，在颳風的時候，到處都是帶着臭味的灰沙，在下雨的時候，到處都可以陷進去個七八歲的娃娃。雖然因爲有了車站，西門與南門外創設了應運而生的打蛋廠與紗廠，可是這些建設似乎並沒在文城人民的心理上或經濟上有什麼顯然的影響。
文城城裏的石板路，大概曾經有那麼一個時期，是相當光滑平坦的，現在，它的作用不是給人方便，而是千方百計的專絆行人的腳。路旁，沒有使人看着高興的鋪戶與房屋。除了豆腐房——主要的還是爲養豬，賣豆腐僅是帶手兒的事——醬園，小糧食店，其它的買賣，好象都是在這裏作試驗的，試驗成功，便弄來更多的資本，到別的地方去繁榮市面。這裏在晚上八點鐘以後，街上便象死了似的，只有些無家的癩狗在黑暗中巡邏和亂叫。假若不是“文城”寫在了車站的木牌上與車票上，恐怕人們早就把它忘得一乾二淨了。
可是，炸彈與槍炮似乎是起死回生的東西。西門外的紗廠與車站都遭受了轟炸；文城的人們開始感覺到喫飯喝茶，生兒養女，餵豬，賣（或買）豆腐而外，還有些更大的責任與工作。他們須設法保衛自己的城池。車站上晝夜過兵，文城的人們晝夜有人在車站上，有招待茶水的，也有賣餅，賣香菸和茶癋雞蛋的，還有專爲數一數過來多少列車，車上有多少兵士的。他們看見了本省的和外省的軍隊，一樣都爲他們去打仗。因此，文城的人開始明白，文城不是孤立的一個有幾家雜貨鋪與一座小車站的島，而是與整個的中華聯成一氣的。他們的朋友不僅是朝夕晤面的張三李四和麻子王老二，而是全中國的人民。他們的膽氣壯起來，也就想作出一點事來，表現出文城並不是一口裝着些半死半活的人們的棺材，而是一個足以自傲的地方，因爲它也有些歡蹦亂跳，肯作事的人。
文城沒有自己的報紙。定閱北平天津或保定的報紙的只有縣政府與縣立中學。這兩個機關，永遠把閱過的報紙貼在門外。可是，文城人的看報，不過是一種消遣。他們不但不大瞭解報紙上所說的國際大事，就是本國的新聞也每每引起他們的誤會，而惹起完全與本題無關，越說越遠的爭辯。現在，日本人的飛機在西門外投過了彈。他們急於看報，而且是認真的看了，因爲西門外的死屍與炸燬的屋宇，作了報紙的最真切的保證！——報紙上所說的，不管關於上海的還是天津的事，並非是信口開河，而必定是確有其事；上海與別處所落的炸彈必定和落在文城的一樣厲害，或者還更厲害一些。他們信任了報紙，也就信任了抗戰，所以，他們老有人在車站上，向旅客，向士兵，“借”報看看。能夠把一張報紙，不管是哪裏印的，和哪一天的，拿進城中來的，幾乎就可以算作一時的英雄！
消息越來越不對了。報紙上所說的，正和敵機的常在頭上飛來飛去，兩相配合。可是，大家並沒有發慌。車站上來了軍隊，住下了；河岸上來了軍隊，住下了；王村，李莊，城裏的中學，與東關外的松林裏，全住了兵！看着士兵們軍容的整齊，槍炮的齊備，人與馬的精神，紀律的良好，文城的人們不但不慌，反倒睡得更香甜了。彷彿覺得中日戰爭的勝負就決於文城這一戰，而在文城這一戰中，中國必定打勝。
大家非常的興奮。看着城裏城外那麼多的軍隊，聽着早晚在固定時間吹出的號聲，他們雖然不敢明說，可是心裏都暗自盼望；快打吧！快打吧！把日本鬼子打敗！從文城把日本鬼子打敗！
城裏最大的人物是王舉人，既是舉人公，又作過京官，還有房子有地。王舉人可是一點也不興奮。反之，他很悲觀。除了對最親信的人，他並不肯輕易發表意見，可是誰也看得出，他的神色，他的故意沉默，他的不常出門，都是對抗戰沒有信心的表示。
他是個讀書人，並且極以此自傲。在他的心目中，讀書人之所以爲讀書人，就是遇到事情能夠冷靜的辨別利害（雖然“利害”不就是“是非”）。辨明瞭利害，才能決定進退出處，這叫作明哲保身。他看不起文城的人們。看，一面軍旗，一隊士兵，一尊大炮，會教他們忘其所以的歡悅，愚夫愚婦們！不錯，在聖經賢傳上，他常常碰見忠孝節義等等字眼；這些字眼也時常的由他口中有滋有味的說出，但是這與其說是讀書人應當信任這些好字眼，還不如說是讀書人有點義務——把這些好字眼掛在嘴邊說的義務。因此，在他遇到非親非故的人，他的口中不是詩云，便是子曰；彷彿他就是一本活的經典。及至遇到他真關心的人，他的詩云子曰就一齊引退，而讓位給兩個銅板比一個銅板多，或與此類似的考慮與計算了。假若聖經賢傳象太陽那麼大，王舉人的心眼纔不過是個針孔，或更小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