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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天晚上，我對亨利的感覺還是友情加同情，可此刻他卻已變成了一個該受嘲弄、該遭怨恨和貶損的敵人。
“他的嗓子全啞了。”
聽到他會得這種荒唐毛病，我感到幸災樂禍：一個失聲的公務員用沙啞的、讓人沒法聽清楚的聲音咕噥咕噥地說着關於失去丈夫的婦女們的撫卹金的事情。我說：“沒有什麼辦法能見到你嗎？”
“辦法當然有。”
電話裏有一陣沒有聲響，我以爲線路斷了，便連連喚道：“喂，喂。”其實她只是在細心、鎮定、快速地思考，以便馬上能給我一個正確的回答而已。“一點鐘時，我要給亨利往牀上送個餐盤。我們自己可以在起居室裏喫三明治。我會對他說你想聊聊電影——或者你寫的那個故事。”她的電話一掛上，我的信任感也中斷了。我想：在此之前她曾經這樣謀劃過多少回了？走到她家門口按門鈴時，我覺得自己就像個敵人——或者偵探，正在監視她的言語，就像幾年後帕基斯先生和他的兒子要監視她的行蹤一般。隨後，房門打開，我的信任又回來了。
在那些日子裏，從來不存在誰要誰的問題——我們兩人都有慾望。亨利穿着他那件綠色呢子睡衣，靠着牀上的兩個枕頭喫餐盤裏的東西，而在樓下，在虛掩着門的房間裏，我們在只鋪着一張墊子的硬木地板上做着愛。在高潮到來的那一刻，我得用手輕輕捂住她的嘴，堵住她口裏發出的那種忘情的、既悲哀又憤怒的奇怪喊聲，以免樓上的亨利聽到。
想想看吧，當初我的打算不過是想掏出她腦子裏可供我利用的素材而已。我蹲在她身邊的地板上，對她看了又看，好像可能再也看不到她了似的——她那一頭偏棕色、說不清楚色澤的頭髮像一罈醇酒般灑在鑲木地板上；她額頭上沁着汗珠，氣喘吁吁，就像一個剛剛跑贏一場比賽，正筋疲力竭地躺在那兒的年輕運動員。
這時候，樓梯吱嘎響了一聲。有一會兒我們兩人都沒動彈。桌上的三明治疊在那兒沒喫，杯子裏面也是空的。她低聲說：“他下樓來了。”她坐進一把椅子，把一張盤子放到膝上，一隻杯子放在身邊。
“他要是從門外經過時聽到了怎麼辦？”我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