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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以後的好些天裏，我當然抱着希望。我打電話過去沒人接，便想這只是不湊巧罷了。一週後，我碰到邁爾斯家的保姆，便向她打聽他們的情況，結果得知薩拉到鄉下去了。我對自己說：戰爭期間，信件寄丟的事情總是有的。每天一大清早，我就聽見信件丟進郵箱裏時發出的撞擊聲，但故意躲在樓上不下去，讓女房東去替我拿信。拿到信以後，我也不先看每封信的信封——失望必須推遲，希望則必須儘可能保留得長久一點。我依次讀每一封信，一直讀到一疊信的最後，才確信沒有薩拉的信。隨後生命便開始枯槁凋萎，直到下午四點鐘的郵件送到爲止。而在那之後，就得再熬過整個夜晚。
我差不多有一星期沒給她寫信：自尊心阻止我這麼做。後來的一天早上，我把自尊心徹底拋開，焦急地、氣狠狠地寫了一封信，在信封上寫上北面的地址，標上了“急”和“請轉投”的字樣。我沒收到回信，於是便放棄了希望，同時一字不漏地記起了她說過的話：“人們看不見天主，但不是一輩子都愛他嗎？”我恨恨地想，她總得讓自己在鏡子裏照出個好模樣來嗎：她把宗教和拋棄攪和在一塊，好使拋棄在自己的耳朵裏聽上去很高尚。她不會承認自己現在更願意同X上牀了。
那是所有日子裏最糟糕的一段日子。我的職業就是想象，用形象想象。像下面這樣的場景每個白天都會出現五十次，而夜裏只要我一醒來就會自動開始：大幕升起，開始演戲。演的總是同一出戏：薩拉在做愛；薩拉同X在一起，做着與我們過去在一起時做過的同樣的事；薩拉以她特有的方式接吻，在性愛中弓起身子，發出疼痛似的叫喊；薩拉忘情的樣子。爲了快點入睡，每晚我都服安眠藥，但我發現服什麼安眠藥也沒法讓自己一覺睡到天亮。白天裏只有導彈能讓我的注意力稍作轉移：在導彈發動機關閉後出現的靜寂與導彈墜地爆炸之間的幾秒鐘裏，我的大腦會不去想薩拉。三個星期過去了，上述那些景象依然像開始時一樣清晰，也出現得一樣頻繁，而且它們似乎也沒什麼理由會就此收場。我開始頗爲認真地想到自殺。我甚至還選定了日子，並且帶着一種差不多是希望的感覺開始積攢安眠藥片。我對自己說：總之，我不能這麼沒完沒了地熬下去。後來自殺的日子到了，自殺的戲演了又演，但我還是沒有自殺。這倒不是因爲怯懦，而是因爲記憶中的一幕阻止了我——這就是V-1飛彈落下以後，我走進房間時在薩拉臉上看到的那種失望神情。她心裏不正是盼着我死嗎？我死了，她和X的新戀情就不會讓她的良心那麼不好受了。（我這麼說是因爲覺得起碼的良心她總還是有的吧？）如果我現在自殺，那麼她就完全不用爲我擔心了。我們在一起相處了四年，有過這麼四年之後，現在即便是同X在一起，她也肯定會有擔心我的時候的。我不想給她這種滿足。如果有辦法的話，我要讓她的擔心增加到不堪忍受的程度。我爲自己的無能感到氣惱。我真是恨她。
當然，就像愛有盡頭一樣，恨也有盡頭。六個月之後，我意識到自己已經不再整天都想着薩拉了，自己變得快樂起來。這不可能當真就是恨的盡頭，因爲我馬上就到一家文具店裏買了張美術明信片，在上面寫上了一段喜氣洋洋的話，這段話——誰知道呢？——夠讓讀它的人難受一陣子的。不過待寫上她的地址之後，我又失去了傷人的慾望，於是便把明信片扔到了馬路上。奇怪的是，恨竟是因爲那次見到亨利之後才被重新喚起的。我記得在打開帕基斯先生的下一份報告時，自己曾經想到：要是愛也能夠像那樣被喚起就好了。
帕基斯先生的工作幹得不錯：撲在門鈴按鈕上的粉起了作用，薩拉去的那家人家已經搞清楚了——是雪松路16號頂樓的那個單元，裏面住的是一個名叫斯邁思的小姐和她的哥哥理查德。我不知道斯邁思小姐做妹妹，是不是就像亨利做丈夫一樣，只是出於一種方便。這個名字（Smythe）本身——以及它中間的字母y和末尾的字母e——喚起了我潛意識裏的勢利觀念【28】。我想：難道她已經墮落到同雪松路上的什麼斯邁思爲伍的地步了嗎？他是她過去兩年裏一長串情人當中的最後一個嗎？還有，在見到一九四四年六月裏她爲之而拋棄我的這個男人（我決心用不像帕基斯先生報告裏所寫的那種遮遮掩掩的方式去見他）時，我會死死盯着他看嗎？
“我是不是就按一下門鈴，徑直走進去，像一個受到傷害的丈夫那樣去面對他？”我問帕基斯先生。（他按約定同我在一家A.B.C.【29】咖啡館裏見面——這是他自己的建議，因爲他帶着兒子，不能去酒館。）
“我反對這樣做，先生。”帕基斯先生邊說邊往自己那杯茶里加了第三勺糖。他的兒子面前放着一杯橙汁汽水和一塊小圓麪包，坐在一張聽不到我們談話聲音的桌子邊上。他留神觀察着每一個走進店堂、把帽子和外套上溼乎乎的雪花抖掉的人。他用一對亮晶晶的棕色小眼睛留神地看着，就好像過後得做報告似的——也許他做過，這是帕基斯對他訓練的一部分。“您瞧，先生，除非您願意出庭作證，否則這隻會使法庭上的事情複雜化。”
“這事絕不會弄到法庭上去的。”
“通過友好協商來解決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