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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毛姆周遊世界，來過中國，寫過一本《在中國屏風上》，其中一篇著名速寫叫《中國速寫》，把中國勞苦大衆的謀生狀態寫得冷靜、冷峻、犀利而充滿同情，一粒小小水珠映照出毛姆放眼世界的視野。毛姆說：
我從寫作中汲取的教訓是，作者得到的回報應該在創作的樂趣中和思想負擔的釋放中；對其他東西都不必介意，無論表揚還是苛評、失敗還是成功，都應該在所不計。
記得20世紀80年代初我在《外國文學季刊》審稿、編稿。《月亮與六便士》先在季刊發表，而後成書出版，我看得津津有味，手不釋卷。編輯部諸人對毛姆爲什麼使用了這樣一個書名猜測各異，各抒己見。一位老同事最後下結論說：“‘月亮’應該指藝術，‘六便士’當指世俗價值觀。”三十多年過去了，如今我親手把《月亮與六便士》譯出，我覺得毛姆沒有這樣的觀念。無論是主人公斯特里克蘭德跌宕起伏的生命軌跡，還是毛姆在小說中構建的故事情節以及相當篇幅的夾敘夾議，傳達給讀者的信息應該是：月亮重要，六便士也重要，性格即命運，命中註定哪樣就是哪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