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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誰都沒有像羅絲·沃特福德那樣對我關照有加。她有男性理性的一面,也有女性任性的一面。她寫的小說原創性很強,讓人心緒紛亂。一天,在她的家裏,我遇見了查爾斯·斯特里克蘭德的妻子。沃特福德小姐在舉辦茶會,她窄小的房間比平常更爲擁擠。大家好像都在說話,而我靜靜地坐着,感到無所適從。不過我這人過於內向,哪一羣人都加入不進去,因爲他們似乎都深陷在自己的交談中了。沃特福德小姐是一個十分周到的東道主,看見我處境狼狽就走過來了。
“我想讓你和斯特里克蘭德太太說說話,”她說,“她對你的小說推崇備至。”
“她是幹什麼的?”我問道。
我意識到自己的孤陋寡聞。如果斯特里克蘭德太太是一個名聲在外的作家,我覺得在和她開始說話前,一定要把這點強調出來纔好。
羅絲·沃特福德把兩眼穩穩地垂下,好讓她的回答更具效果。
“她舉行午餐聚會。你只管虛張聲勢一點,她會邀請你喫午餐的。”
羅絲·沃特福德有點憤世嫉俗。她認爲生活就是有機會寫小說,公衆就是她寫作的原材料。如果公衆中有人欣賞她的才能,適度慷慨地招待過她,她就會時不時邀請其中一些人來府上做客。大衆對名流的癡迷讓她覺得既不屑又好笑,但還是在他們面前扮演了一個得體的著名女才子。
我被領到了斯特里克蘭德太太面前,我們在一起交談了十分鐘。我一無所獲,只感覺她的聲音還算好聽。她在威斯敏斯特區有一套公寓,與還沒有竣工的那所大教堂25①遙遙相望。因爲我們住在同一個教區裏,彼此便更親近了一層。對於居住在泰晤士河和聖詹姆斯公園之間的所有居民來說,陸海軍商店就是一條把他們聯結起來的紐帶。斯特里克蘭德太太要了我的地址,幾天之後,我收到了一張邀請共進午餐的請柬。
我受邀的機會不多,自然高興地接受了這次邀請。我到達時稍稍晚了一點。因爲我害怕到得過早,便在大教堂附近兜了三個圈子,趕到時來用餐的人已經聚齊了。沃特福德小姐在座,傑伊太太、理查德·特威寧和喬治·羅德也落座了。我們都是作家。天氣清朗,還是早春,大家心情都很好,我們談到了上百件事情。沃特福德小姐在兩種打扮之間猶豫不決:一種是她青春年少時的唯美主義,身着淡綠色,手持一枝水仙花去參加聚會;一種是身穿成熟女性的隨意服飾,腳蹬高跟鞋,身着巴黎上衣。最後她只戴了頂新帽子,新帽子讓她興致很高。我還從來沒有聽過她用如此刻薄的語言談論我們共同的朋友。傑伊太太心下明白失當的言辭往往是智慧的靈魂,因此用幾近耳語的音調發表高見,足以讓雪白的桌布羞得像玫瑰一樣通紅。理查德·特威寧哇啦哇啦說些怪誕不經的言論,而喬治·羅德感覺無須展示什麼才氣,多嘴只會顯得俗氣,便只管往嘴裏送食物。斯特里克蘭德太太話也不多,但是她有一種令人愉快的本領,能引導交談按照一般的話題進行。大家談話出現短暫停頓時,她恰如其分地插進話來,讓交談繼續進行。她三十七歲,個子較高,體態豐滿,卻不顯得肥胖,長得不算標緻,但是臉蛋兒招人喜歡,也許主要是因爲她那雙和善的棕色眼睛。她面色不好,一頭黑髮雅緻地紮了起來。三個在座的女人中她是唯一一個素面朝天的,可對比起來,倒顯得簡單樸素,少有矯飾。
餐廳的品位符合時代風尚,一切都非常簡樸。很高的護牆板一色白,綠色牆紙上掛着惠司勒26①的銅版蝕刻畫,黑色畫框很簡潔。綠色窗簾上印有孔雀圖案,懸掛在筆直的線繩上。地毯是綠色的,圖案是灰色的兔子在枝繁葉茂的樹木間追逐嬉戲,讓人想到是受了威廉·莫里斯27②的影響。壁爐上擺放着白釉藍彩陶器。那時候,倫敦一定有五百間餐廳和這裏的裝飾一模一樣。這種風格雅緻,有藝術感,但是略顯單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