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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憤怒了,覺得他簡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殺了,連打一個電報還害怕,於是便堅執地主張要發電,同他爭起來。結果是主張發電的居多數,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來擬電稿。
“何必推舉呢?自然是主張發電的人——。”他說。
我覺得他的話又在針對我,無理倒也並非無理的。但我便主張這一篇悲壯的文章必須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爲他比別人關係更密切,心裏更悲憤,做出來就一定更動人。於是又爭起來。結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誰承認做去了;其次是大家走散,只留下一個擬稿的和一兩個幹事,等候做好之後去拍發。
從此我總覺得這範愛農離奇,而且很可惡。天下可惡的人,當初以爲是滿人,這時才知道還在其次;第一倒是範愛農。中國不革命則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須將範愛農除去。
然而這意見後來似乎逐漸淡薄,到底忘卻了,我們從此也沒有再見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鄉做教員,大概是春末時候罷,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見了一個人,互相熟視了不過兩三秒鐘,我們便同時說:——
“哦哦,你是範愛農!”
“哦哦,你是魯迅!”
不知怎地我們便都笑了起來,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還是那樣,然而奇怪,只這幾年,頭上卻有了白髮了,但也許本來就有,我先前沒有留心到。他穿着很舊的布馬褂,破布鞋,顯得很寒素。談起自己的經歷來,他說他後來沒有了學費,不能再留學,便回來了。回到故鄉之後,又受着輕蔑,排斥,迫害,幾乎無地可容。現在是躲在鄉下,教着幾個小學生餬口。但因爲有時覺得很氣悶,所以也趁了航船進城來。
他又告訴我現在愛喝酒,於是我們便喝酒。從此他每一進城,必定來訪我,非常相熟了。我們醉後常談些愚不可及的瘋話,連母親偶然聽到了也發笑。一天我忽而記起在東京開同鄉會時的舊事,便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