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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對我的家史我就說到這兒。
我母親去世的時候,我十二歲。那年父親的朋友把他介紹到聖約翰大學,做政治經濟學教授。我父親是到上海之後,在男女方面纔開竅的。其實上海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最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道德上給自己放放假就來上海。再說,各國在上海的租界裏都有自己的行政和司法,風化也只能管到某條大街之內,而這些法律、道德、宗教的拼圖總是留下死角和夾縫。所以我父親一來上海,才發現自己在風月方面是運道很好的人。
他最終挑了個年紀僅比我大六歲的女人。他們結婚時我十六歲。在娶這個女人之前我們有過無數次失敗的長談。等他的小夫人住進來,光溜溜的橡木地板上到處滾動着她的話梅核、五香豆殼的時候,我便威脅父親要住到學校去。那時我還在唸高中。我指着父親的小夫人罵她:“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她一點也不覺得我在罵人;多少人想做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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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這句話大聲小聲罵了好幾年,沒有意識到自己也是個典型的上海小女人:看見小夫人穿一件新衣,便一定會向父親訛詐,逼出一筆錢來;看見她坐轎車出去,等車一回來,我必定跳上去,空跑幾條馬路兜風也好。一九三八年之後,我乘車兜風時,常看見穿着皺巴巴的西裝、揹着雜貨箱串門賣貨的猶太癟三。這是我活到二十歲見過的最悽切的面孔。因爲他們一點也不想破罐子破摔;他們做得那麼認真,那麼相信只要喫苦一切都會好起來。他們還希望你千萬別看到他不體面的西裝、集中營髮式。我突然覺得冬天的灰色黃昏中那些蒼白麪孔擊中了我,擊中了我心裏一塊從未發現的傷。
彼得的面孔跟他們那些面孔排列在一起,一定是最動人的一張。就在他頭一次站在領救濟餐的長隊中,向一大鍋捲心菜洋蔥湯移動時,我提着箱子、臉盆從父親的房子裏走出來。讓你這個上海小女人贏一把吧,我想。你這個不洗澡但要搽香粉、抹頭油、噴香水的上海小女人。
搬出家門的第二天,我就出去找工作了。我是想做個好樣子給父親和小繼母凱瑟琳看看。我要他們看看高尚和文明是怎麼一回事。父親還要談政治經濟救國,連我都要羞死。我退出我們家的政治經濟就是讓他們明白高尚不分先後,自立老少咸宜。我將自給自足,掙出去美國繼續學業的船票錢。
對我來說,理想的職位是不需要踩着鐘點上下班的那種。更理想的是你可以一邊上班一邊做白日夢。我有兩個選擇:到一家高級餐廳去彈鋼琴,或去一個闊佬傢俬授兒童芭蕾或者鋼琴。但我馬上發現私授芭蕾、鋼琴並不逍遙,男主人像所有惡俗羅曼蒂克小說中的男主角一樣,上來就動女家教的壞腦筋,而女主人都是讀這種羅曼蒂克小說長大的,嚴防自己成爲這類故事的犧牲者,因此對於私授芭蕾的女家教上來就滿懷敵意。做了三個月,我辭職四次。
一九三九年底的一個傍晚,我從靜安寺街上的一個英國豪宅裏走了出來。從那個女主人藍灰色的眼睛前面“滾出去”了。在這之前我用英國人十分鄙視的美國唐人街英語說她的女兒一邊屁股蛋比另一邊大,沒法學最基本的芭蕾招勢。她叫一箇中國用人把工錢給我,叫另一箇中國用人到馬路上去爲我叫黃包車,又叫第三個用人去清點一下她女兒臥室的東西,看看少了什麼長絲襪或緞髮帶沒有。我往門外走的時候,她又把我叫住,“請”我走側邊的門。因爲之所以設正門和側門就爲了主、僕永遠不會肌膚相觸或撞個滿懷。她把事情做得洛可可雕花般的繁冗複雜,爲了和我那一口美國下層英語有個貴賤、文野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