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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包車把我拉到彼得家那條街時，已經接近午夜。我不能確定彼得傢俱體在哪個門洞，因此只得站在帶陽臺的那一邊弄堂裏，等着運氣降臨。也許碰上晚歸的鄰居，會告訴我寇恩家的門牌號。一個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夜晚，只是舞臺調度相反。我那時真是個無救的小布爾喬亞。
弄堂所有的燈都熄滅了，只有一家開了盞蠟黃的燈，燈下無非是個讀書或者玩兒單人牌戲的夜貓子。
我越站越冷，腳指頭由疼痛到麻木。弄堂狹窄的夜空不時飛過幾架飛機。我顧不得臉面了，跑到那家有燈的門口去按門鈴。應門的是一個俄國男人，五六十歲，一個多毛臃腫的身體，一個多肉的腦袋，一件大花起居袍。
我靈機一動，脫口就抱歉，說自己按錯了門鈴，以爲這是寇恩家的門。俄國男人問是不是死了人的寇恩家。我想他在胡扯什麼。他卻說，寇恩有兩家，前面弄堂裏還有一家。這條弄堂裏的寇恩剛死了一個兒子。自殺身亡。彼得·寇恩嗎？不，好像叫大衛·寇恩。
我想起來了，彼得在講到他們的奧地利故居時，總說大衛養了一隻鴿子，一直跟着他們的火車飛……大衛在院子裏的蘋果樹上刻了全家人的名字……大衛到鄰居家向那對寵愛他的老夫婦告別，但他們沒有開門……
我都不知道俄國男人什麼時候關上了門。也不知道我在關上的門前站了多久，面孔離門只有半尺。大衛才十八歲呀。大衛還有一大段人生沒被啓開，就不願再去啓開它了。大衛都不給我一個見面機會，就走了。
我對自己猛烈譴責；我有兩個星期沒見到彼得，我在這兩個星期裏幹什麼？陪着傑克布瞎逛上海老城廂，逛猶太難民區，聽他大而無當地發有關迫害、有關種族的宏論。這兩個星期的歷史應該改寫：我和彼得全家相會，跟大衛聊得很開心，聊美國的拳擊和籃球，聊百老匯膚淺快樂的歌舞劇和大腿女郎，聊那帕谷的葡萄園和酒寨，聊加州的田野有多遼闊，一排排摘草莓的墨西哥人撅起圓滾滾的屁股。我可以讓他看到他們家並沒有那麼無助，或許在太平洋戰爭開始之前，在它把一切弄得更糟糕之前，可以有條出路。彼得就要去美國了，不是嗎？一旦買得起船票就去，然後寇恩一家整盤棋都活了，不是嗎大衛？……
設想一下寇恩家現在的氣氛吧。我該做什麼？最應該做的是讓人家一家子自尊地靜靜地把最無法忍受的忍受過去。換了我，這時有個外人來囉裏囉唆地安慰我，我會對她說：饒了我，別理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