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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很快能再見到你。”
“最好別‘很快’。”
他明白我指什麼，明目皓齒地亮出了他的招牌笑容。其實我也不知道我指的是什麼。在他不大不小的手攥住我的手時，我注意力開了小差。我在想他這隻手觸在阿書乳房上，一定蠻不錯。我也許還想到了我們的父母，阿書的、我的、我們的，把我們生到這個世界上，來同人們開玩笑。我在那一瞬間，似乎還想到，這個年輕漂亮的便衣，一定覺得他自己把誰給救了。救了誰呢？他的國家、人民？他的政府？或是阿書？或是韓國小姑娘”陽光燦爛”，抑或是我？……
我沿着傑克遜大街往前走。地鐵出口冒出一股股齷齪的暖流，沐浴着我。我想便衣福茨很可能感覺他把他的人民牢牢置於他的保護之中，置於我這類人之外。他的英雄氣概來自他的信仰：他再次將他的人民救了，從我這兒救了。
我給了一個抱孩子的乞丐兩個角子。有一回我在深夜趕路，偶然看見一個抱孩子的乞丐打開襁褓，裏面是一堆垃圾和一個嬰兒帽。今天我不計較他的襁褓是否有詐。原來同世界開玩笑的不止是我們。他們也不是存心要開玩笑。他們也不是存心裝出等人來救贖的可憐模樣。事情妙就妙在這裏，誰都不是存心的。
這個站在牀邊傾聽的三十歲女人是我。這個對我傾訴個沒完沒了的人是劉先生。這個時分是一九九四年七月的傍晚，劉先生臉上有種可疑的清醒。
從他中風之後，他的女兒跟我保持頗密切的聯繫。她說她實在受不了她父親，因爲他一句英文也不記得了。她請了一箇中國保姆，保姆也抱怨她猜不透劉先生整天在講些什麼。他請保姆到弄堂口去叫一客白糖蓮心粥來，因爲他什麼也喫不下，只想喫那種粥。他要保姆把無線電好好替他穿上，因爲無線電是他最感到溫暖和開心的……保姆問：溫暖和開心的什麼？！他說他想不起來了。他拉拉保姆的衣服，說：難道它不叫無線電？
診斷是中風毀壞了劉先生一部分腦筋，讓他的現實記憶全部消失了。他的記憶停留在前三十年，在中國，跟他的菁妹相戀的時候。英文屬於他的現實記憶，而他曾在上海說的三兩句點綴式的英文似乎跟他後來作爲第二母語的英文沒什麼關係。經過那位保姆一個星期的觀察，她認爲醫生的診斷還不夠精確；劉先生保存住的那前三十年的記憶中，所有的東西都被他重新命名了。保姆說：胡亂命名。
奇特的是，他不是對每一樣東西都胡亂命名，也不對任何一件東西堅持使用他剛剛啓用的新命名。比如他昨天說：紅燒窗簾好喫，明天再燒。第二天再給他端一碗紅燒豆腐去，對他說：喏，窗簾燒好了，你昨天要我再燒的，我照原樣燒來了。他會斯斯文文糾正你：窗簾是不可以喫的。這是寫字檯。今天寫字檯燒得老了一點兒，不如昨天燒得好喫。菁妹，你很喜歡尋我開心，怎麼把寫字檯叫成窗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