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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出任副大使了。還有，你們的婚禮，我真願意參加。”
“我也願意邀請你。”你可別拿我的話當真。我現在已學會了美國式的熱絡：動作特大，有口無心。
“你真願意邀請我，我一定來。”
“阿書會在那兒。”你和她的“性邂逅”有沒有突破？顯然有所突破，因爲阿書專門打電話給我，要我好好打聽一個聯邦調查局的便衣年薪到底有幾萬。
“我相信阿書會是個漂亮的伴娘。”便衣福茨說。我說：“阿書將會是更漂亮的新娘。”你要想真正鬧清阿書是怎麼回事，早着呢。你得先鬧清中國，歷史的現代的；你得鬧清一系列的政治運動——那可不是你們理解的政治卡通；你還得理解我們這一代，阿書、我、我們。我們生在理想最有生機的年代，卻在理想變成一種懷舊時完成了我們的成長。奧克塔威亞·帕茲說，墨西哥民族的謊言是門藝術。在我們這一族，謊言更像是玩笑；誰開不起這個玩笑，誰就不能進入我們的遊戲。能否進入阿書的豐富多彩的遊戲，能否在其中得當地娛樂，那全看你的了，便衣福茨。
兩個便衣把我一直送出大門。倆人的單薄襯衣在傑克遜大街的風裏直抖。傑克遜大街的風似乎總比芝加哥其它街道來得大。或許這又是我的謬誤印象。
便衣福茨等待大臉蛋跟我婆婆媽媽地道完別，才走上來。風吹動他火紅的頭髮，使他有了一股英雄氣概。他一隻手插在揹帶褲兜裏，另一隻手迎着我的手上來。戲沒有過，這是理查的優點。
“保重。”他說。
“你也保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