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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丁直璜認爲,爲官一方者不可灰心喪氣,要潔身自好,有所作爲,他曾對屬下說:“且豐草蔽谷,幽蘭自芳;舉世混沌,清士乃見”,“藉此官勢,作德於民”。對於做官的目的,丁直璜崇尚孔子的“學而優則仕”和孟子的“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希望自己能夠“出其所學,以救敝而起衰”,因爲“賢人進,則民生遂”,他認爲,只要有了好官清官,黎民百姓才能過上好日子,“做官當以愛民養民爲第一要事,即所謂報國者亦不外此,蓋民爲國本,培養民氣即培養國脈。得民心樂,民氣和則不亂,而國家於以平康,此即報國也。……務須時時體察此言,立心照辦。不使一事不可對民,一念不可對民。凡有害民者,必盡力除之;有利於民者,必實心謀之。我自盡其心,而百姓愛戴不忘……”他時常告誡自己要“刻苦做好官,行好事”。
丁直璜告誡自己要“刻苦做好官”,他自己也的確這麼做了,可是,他的“刻苦”,對老百姓來說,並非福音。
丁直璜生處江河日下、國勢頹微的時代,而對“天下貪官,甚於強盜;衙門污吏,無異虎狼”的黑暗現實,作爲一個封疆大臣,能出污泥而不染,“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清正廉潔,其爲官之道凝聚着儒家的“保民”、“養民”、“教民”的光輝思想,可以說是其思想可貴之處,但落到具體的實處上,卻是面目全非了。
因他心目中的那套理論,在現在已經根本不具備任何的可操作性!
在丁直璜的理論中,官員是爲朝廷和百姓服務的。他們心裏頭應該首先裝着百姓,然後才裝着自己。儒家經書上是這麼教導的,但是作爲整體,官員們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他們心裏頭首先裝着自己,如果還有富餘地方,那就順便再裝點百姓。如果太擠那就算了。這不是哪一個人兩個人的道德問題,這是普遍的人性。
被宋明理學閹割過的儒學理論爲這個時代的人們提供了極富吸引力的遠景理想。對社會來說,只要人人都遵守聖人的教化,這個社會就會井井有條,臻於大同。對個人來說,如果你刻苦自礪,就會達到“聖人”的境界。但丁直璜們不會知道的是,聖人的“存天理,滅人慾”,其實是無法實現的。因爲它只承認道德教化,而不承認支配社會運轉的根本動力是利益。它要求人們時時剋制自己,走在“天理”的鋼絲上,卻把“人慾”當成敵人。因此,它從基礎上便缺乏可操作性。
“存天理,滅人慾”本身就是一份可怕的精神條約。或者說是一個善意的騙局。簽訂了這份條約,就意味着一個人必須在他的生活中,時時與“自我”交戰,把一個活生生的自然人壓榨成一塊道德標本。幾乎所有的讀書人都發誓“必爲聖賢”,然而,絕大部分人都半途而廢,他們陽奉陰違,在冠冕堂皇的藉口下進行人慾的走私,成了說一套做一套的“鄉愿”。只有極少數有特殊秉賦的人,才能以超常的心力來做這條約的犧牲品。
而丁直璜,便是這樣一個奇葩。